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应历史潮流，在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解决“三农”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理论创新，以新“重农论”为核心的新时期“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理论体系日渐成熟。我们党从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作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和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明确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根本要求，制定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开始趋于协调。

    从2004年到2011年，接连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问题。这8个“一号文件”始终坚持“重中之重”战略思想，始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对农民和农业的补贴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农业税、牧业税等一系列税负被取消，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逐步推进，反哺“三农”的力度持续加大，形成了强农惠农的基本政策框架，保持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

    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明确提出了“三化同步”的重大任务。突出强调“三化同步”，着眼点就是加快建设现代农业、补齐农业这个短板，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和持久动力。

    目前，我国农业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阶段。粮食生产实现了“七连增”，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实现了“七连快”，农业农村经济形势持续向好，现代农业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为我国成功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农”问题仍然是目前我国现代化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90年来，中国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综合国力大大提高，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明显，收入分配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产业发展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农业基础薄弱，“三农”问题仍然是目前我国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我国在传统上是个农业文明国家，农业具有的可以用市场价值衡量的显性价值，以及诸多对环境和人类社会影响巨大的隐性价值，是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的基础。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少问题启示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农业文明的功能与作用，加大对“三农”发展的投入，营造更加符合人的全面需要的现代化发展环境。

    我国2010年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高度关注的话题。从国际上看，从人均GDP4000美元迈向1万美元，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只用了约10年时间；而南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等，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却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出现了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多发的“中等收入陷阱”。“十二五”时期，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农村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面临加速外流的趋势。如果处理不好，农业就面临削弱和萎缩的风险，农村就面临凋敝的风险，城乡失调、工农失衡的矛盾就可能更加突出。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是当前广大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约为0.47，收入差距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表明尽快帮助农民群体超常规增收已经成为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