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时期，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是逐步建立和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阶段。农业是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原始积累来源，对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实行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第三个时期，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是探索、建立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期。这一时期，党反思以往“三农”政策的弊病，顺应农民的创造和革新要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农村改革的成功为起点，逐步推进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伟大转折。

    党的90年历史证明，对“三农”问题认识和处理上的正确与否，成为党的历史中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确认识“三农”问题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90年中，党对“三农”问题的正确认识以及由此作出的重大决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三农”事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的坚强“根据地”

    在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战略空间上重视农村、人力资源上依靠农民、物力支持上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革命特色之后，“三农”事业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过程中的坚强“根据地”。

    从1927年到1949年，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前的22年间，在土地改革、农村政权建设、发展农业经济以及动员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办法，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总结建党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找到了如何依靠农民、如何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办法，即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个阶段，“三农”是革命力量保存发展、推动全民族抗战和夺取全国政权的“根据地”。

    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个阶段，“三农”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据地”。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后，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展开。为保障工业化任务的顺利实现，党决定改造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由此开始，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与变迁在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做贡献的大背景下前行。农业对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贡献，直到改革开放前主要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来实现的。正是依靠“三农”提供的巨额原始积累，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上，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阶段，“三农”是国家工业化超常发展的“根据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农村率先实行的改革让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火山喷发。上世纪80年代，中央连续发布5个“一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步步深入。新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立，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全面实施，农民收入连年快速增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也带动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这个阶段，“三农”是改革开放和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根据地”。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农村存在的大量潜在富余劳动力开始浮出水面并大批转移就业。从离土不离乡，在乡镇企业就业，到逐步大规模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两亿左右的农民工辛勤而艰苦地工作，推进了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促进国民经济在高速增长中实现了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与此同时，农村的大量土地通过“土地剪刀差”的形式为城镇化发展做出贡献；农业保障了粮食和各种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成为经济社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这个阶段，“三农”是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根据地”。

    新“重农论”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三农”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从加强农业、搞活农村入手，推进改革开放，调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和农民就地发展、主要依靠农业致富的做法。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构想和发展路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