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早期研究解决农民问题取得的实际效果

    我党早期从战略全局高度和长远发展角度，积极研究和解决农民问题取得了实际效果。早在1921年9月，参加过上海建党活动的沈定一，在其家乡浙江省萧山县衙前地区，就领导农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发布《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会章程》，明确宣布“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宣称“世界上的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使用”，“土地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同年，该《宣言》与《章程》刊登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上，鼓舞了革命士气和斗志。在衙前农民斗争影响下，附近三四百里内的农民纷纷响应，很快建立了80多个农民协会。但是，这里的农民斗争于当年12月被地主阶级和省县军警所镇压。

    毛泽东、彭湃、阮啸仙等中共杰出领导人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就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农民运动。1922年3月，彭湃返回家乡，从5~6月间开始发动农民，1923年1月1日，他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总农会，会员达2万户，计10万人。随着农会的影响不断扩大，很快传播到附近各县，海丰总农会又相继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和广东省农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斗争。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是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农民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为后来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发展和巩固创造了条件。

    随着各地农民运动的不断发展，以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积极支持农民运动的发展，并积极为开展土地革命准备，为日后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打下了基础。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我党仍坚持着农民运动和减租运动的主张。在我党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设立了农民部，由共产党员林伯渠任部长，彭湃任秘书，同时设立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农民运动委员会，辅助农民部工作。广州国民政府接连三次发表对于农民运动宣言，承认农民有减轻田赋的权利。据梁尚贤《关于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记载，1924年至1925年，国民党中央和广东党政当局为制定有关农运的方针、政策、机构设置、人事安排、处理农运案件和具体问题等，先后在40余次中央级会议和20余次省级会议上，通过各种议案80余项，发布相关函电、布告、训令、宣言等40余件。由此，广东各地的农民运动和减租斗争广泛地开展起来。广宁、海丰、花县先后开展了激烈的减租斗争。到1926年5月，广东全省有组织的农民达到62万以上，有组织的县增加到61个。到1926年6月，农民协会遍布12省，会员98万多人。到1926年11月底，仅湖南就有54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会员达107万人，到1927年1月，全省会员增加到200万人。而到1927年初，全国农民协会会员猛增至1000万人以上。各省的农民运动，给予北伐军以有力的支援。

    为培养农运干部，在中国共产党倡议下，从1924年7月3日开办到1926年10月为止，广东革命政权在广州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第一届所主任是彭湃，第六届所长是毛泽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学习农民问题，也包括中国革命各方面的基本知识，课程多达25门，为广东和全国20个省区培训了796名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为加强对农运的领导，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农委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运为重点，同时在陕、川、桂、闽、皖、苏、浙等七省全面推动农民运动。1927年3月30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民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选出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和邓演达等13人组成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做了具体部署。可以说，1924年至1927年，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大地上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大革命运动中，不仅工人运动高涨，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其攻击的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触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官僚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