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作用更是非常显著。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到农民问题时，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意见。他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联系到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说：“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在1926年5月3日开学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还将学生按地区组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系统地调查研究有关农民土地等各方面的问题，并将学生提供的调查报告审查修改，编入《农民问题丛刊》。1926年7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同年９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快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指出，与工人阶级首先进行经济斗争不同，“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此后一段时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中心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毛泽东非常注重并作了大量农村社会调查，由此成功地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1925年春，毛泽东在湖南韶山写成《佃农问题举例》，从分析佃农入手研究当时的社会，这是现在能见到的毛泽东最早的调研报告。1926年1月，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毛泽东又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将农村居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八个阶级，并就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科学分析，初步形成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1927年2月，毛泽东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徒步调查，搜集大量有关农民运动的第一手材料，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的反封建意义，提出了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和发展战略，成为党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纲领性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随即被共产国际翻译成俄文和英文印在其机关刊物上，这在中共领导人中是前所未有的。

    在土地革命时期，为了了解农村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毛泽东作了《永新调查》、《宁冈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大量调研报告，调查涉及的对象有各级干部、广大农户、乡村的穷秀才、破产商会的会长、旧知县衙门的师爷、管钱粮的官吏、旧时监狱的狱卒以及妓院的妓女等等。随着井冈山、海陆丰、赣南、闽西等各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开展起来。在根据地内，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最重大的社会变革，土地革命也成为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各项政策中最基本的内容。1928年10月上旬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和修改，在12月间正式加以颁布。它是1927年冬天到1928年冬天井冈山地区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在此以前是没有这种经验的。尽管初次制定的土地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但贫苦农民因为破天荒分得了土地，革命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提高了，于是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

    由此可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于农民问题提出了真知灼见，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分析深刻透彻，富有远见卓识，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虽然不是第一个提出如何解决农民问题的党的领导人，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毛泽东在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中所起的别人无法代替的作用。我党关于农民问题和土地革命的论断与实践，为后来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