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珂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回顾我党波澜壮阔、灿烂辉煌的不平凡历程十分必要。90年来，我党高度重视农民问题，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这种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是一脉相承的。正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那样，“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道路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那么，我党关注农民问题的源头在哪里，党的早期领导人究竟是如何先知先觉地提出正确主张的，又是如何来解决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拂去历史的尘埃，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一批珍贵档案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

    我党早期关注农民问题并适时提出政策主张的事实

    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夕，我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酝酿、筹划和研讨中国的农民问题，各地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有关注农民问题的言论主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建立伊始，便将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摆上重要位置，提出没收“军阀官僚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号召农民“抗租抗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农民问题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性，提出了“解除农民疾苦”，实现“耕地农有”的宏大政策主张。

    无可否认，我党早期受各种因素影响曾一度坚持“城市中心论”，但并未忽视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探索，并不排斥农村工作和农民运动的开展。实际上，早在建党之前和着手建党的同时，党的创始者们就积极研究解决农民问题的途径。1921年4月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三号曾发表《告中国的农民》一文，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关于农民问题最早的历史文献，该文注意到农民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中国农民占全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同时对中国的农民阶层结构和贫穷原因以及土地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公开号召农民“自己动手”，“抢回”自己“靠着吃饭的田地”，提出了进步知识分子到农民中去做革命工作的任务，并说共产主义者一定支持农民为生存而斗争的要求，号召“同志们呀！我们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的这种自觉呀！”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正式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收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身受痛苦的根源，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目标以及与国民党等革命党派组成联合战线的主张，并说目前的奋斗目标是“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同时要“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这是首次提出没收军阀官僚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的主张。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召开党的二大，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强调“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并第一次分析了农村的阶级，指出它包括“富足的农民和地主”、“独立耕种的小农”、“佃户和农业雇工”，其中小农、佃户和雇工占农民总数的95%，“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二大宣言在阐述党的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目标时均提及农民的重要作用。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提出了中国农民问题存在的根源，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和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实现农民利益的最大化，号召发动抗租抗税斗争。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肯定了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者的重要作用。大会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农民运动已表示农民“是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在《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中，还指出了宣传组织农民的方法，强调要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特别要保障贫农及雇农的特殊利益。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提出要在政纲中列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使一般民主派知道没收土地是不可免的政策，是完成辛亥革命的一种重要职任”。会议决定在中央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同时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一个对农民公开宣传的重要文献——《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第一次在党内明确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份重要文献从分析士农工商四个阶级的特点和利益入手，指出如果农民得不到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他们便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同时提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者农有’的办法，就是谁耕种的土地归谁自己所有”，而只有“革命的工农等平民得了政权，才能够没收军阀官僚寺院大地主的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这是我党第一次比较全面完整系统阐述农民和土地政策，首次提出“没收地主的土地，实现耕地农有”的主张，并且明确地把土地问题与政权问题联系起来，告诫只有取得政权才能保证没收和分配土地，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发展。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大地主的田地必须没收”，宣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可以建起雄伟的革命军队，并能使革命永立于不败之地。”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肯定了“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随着国共合作完全破裂，1927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土地革命时期”。随后召开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回答了此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要害问题。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反动统治的重要基础，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始终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要独立地领导革命斗争，就必须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和参加，才能使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有广泛的可靠的群众基础。

    我党早期领导人充分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积极探索解决途径

    我党早期积极关注和研究农民问题，与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一批优秀领导人的不懈努力分不开，他们付出了艰辛努力，作出了杰出贡献。究其根源，首先是基于这些早期领导人对于中国几千年农耕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稔熟，他们了解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民本思想和重农意识深厚，了解中华文明悠久古老、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深知农民视土地为命根子，对土地充满眷恋和依赖情感，渴求成为土地的主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愿望特别强烈。其次是源于对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状和基本国情的调查了解，对历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努力归于失败的总结反思，对探索救亡图存、强国富民道路和国内外形势的认真考察研究。同时，孙中山关于平均地权的思想也提供了有益启发，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能解决“农民问题”，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虽然也认识到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提出过“平均地权，涨价归公”的资产阶级土地政纲，但他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始终没有能实现。后来的实践表明，两个政党所不同的是，共产党人把对待农民和土地的政策主张看得特别重，不但口讲，而且实做。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建党前夕就开始研究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认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因此城市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去“开发农村”，使“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李大钊撰写的另一篇文章《土地与农民》提出了“耕地农有”的口号，并将农民划分为富农、中农、小自耕农和佃农四个阶级。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发表在《前锋》创刊号上的《中国农民问题》论述了农民的重要作用：“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倒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1926年8月，瞿秋白在《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中强调“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1926年10月，张太雷在《今年纪念双十节之意义》一文中提出“如果现在中国的土地问题不解决，就是说如果农民不得到解放，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因此，制定“这样一个农民政纲是不容缓的了”。

    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作用更是非常显著。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到农民问题时，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意见。他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联系到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说：“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在1926年5月3日开学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还将学生按地区组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系统地调查研究有关农民土地等各方面的问题，并将学生提供的调查报告审查修改，编入《农民问题丛刊》。1926年7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同年９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快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指出，与工人阶级首先进行经济斗争不同，“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此后一段时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中心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毛泽东非常注重并作了大量农村社会调查，由此成功地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1925年春，毛泽东在湖南韶山写成《佃农问题举例》，从分析佃农入手研究当时的社会，这是现在能见到的毛泽东最早的调研报告。1926年1月，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毛泽东又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将农村居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八个阶级，并就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科学分析，初步形成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1927年2月，毛泽东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徒步调查，搜集大量有关农民运动的第一手材料，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的反封建意义，提出了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和发展战略，成为党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纲领性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随即被共产国际翻译成俄文和英文印在其机关刊物上，这在中共领导人中是前所未有的。

    在土地革命时期，为了了解农村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毛泽东作了《永新调查》、《宁冈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大量调研报告，调查涉及的对象有各级干部、广大农户、乡村的穷秀才、破产商会的会长、旧知县衙门的师爷、管钱粮的官吏、旧时监狱的狱卒以及妓院的妓女等等。随着井冈山、海陆丰、赣南、闽西等各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开展起来。在根据地内，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最重大的社会变革，土地革命也成为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各项政策中最基本的内容。1928年10月上旬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和修改，在12月间正式加以颁布。它是1927年冬天到1928年冬天井冈山地区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在此以前是没有这种经验的。尽管初次制定的土地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但贫苦农民因为破天荒分得了土地，革命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提高了，于是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

    由此可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于农民问题提出了真知灼见，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分析深刻透彻，富有远见卓识，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虽然不是第一个提出如何解决农民问题的党的领导人，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毛泽东在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中所起的别人无法代替的作用。我党关于农民问题和土地革命的论断与实践，为后来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我党早期研究解决农民问题取得的实际效果

    我党早期从战略全局高度和长远发展角度，积极研究和解决农民问题取得了实际效果。早在1921年9月，参加过上海建党活动的沈定一，在其家乡浙江省萧山县衙前地区，就领导农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发布《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会章程》，明确宣布“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宣称“世界上的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使用”，“土地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同年，该《宣言》与《章程》刊登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上，鼓舞了革命士气和斗志。在衙前农民斗争影响下，附近三四百里内的农民纷纷响应，很快建立了80多个农民协会。但是，这里的农民斗争于当年12月被地主阶级和省县军警所镇压。

    毛泽东、彭湃、阮啸仙等中共杰出领导人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就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农民运动。1922年3月，彭湃返回家乡，从5~6月间开始发动农民，1923年1月1日，他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总农会，会员达2万户，计10万人。随着农会的影响不断扩大，很快传播到附近各县，海丰总农会又相继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和广东省农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斗争。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是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农民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为后来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发展和巩固创造了条件。

    随着各地农民运动的不断发展，以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积极支持农民运动的发展，并积极为开展土地革命准备，为日后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打下了基础。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我党仍坚持着农民运动和减租运动的主张。在我党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设立了农民部，由共产党员林伯渠任部长，彭湃任秘书，同时设立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农民运动委员会，辅助农民部工作。广州国民政府接连三次发表对于农民运动宣言，承认农民有减轻田赋的权利。据梁尚贤《关于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记载，1924年至1925年，国民党中央和广东党政当局为制定有关农运的方针、政策、机构设置、人事安排、处理农运案件和具体问题等，先后在40余次中央级会议和20余次省级会议上，通过各种议案80余项，发布相关函电、布告、训令、宣言等40余件。由此，广东各地的农民运动和减租斗争广泛地开展起来。广宁、海丰、花县先后开展了激烈的减租斗争。到1926年5月，广东全省有组织的农民达到62万以上，有组织的县增加到61个。到1926年6月，农民协会遍布12省，会员98万多人。到1926年11月底，仅湖南就有54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会员达107万人，到1927年1月，全省会员增加到200万人。而到1927年初，全国农民协会会员猛增至1000万人以上。各省的农民运动，给予北伐军以有力的支援。

    为培养农运干部，在中国共产党倡议下，从1924年7月3日开办到1926年10月为止，广东革命政权在广州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第一届所主任是彭湃，第六届所长是毛泽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学习农民问题，也包括中国革命各方面的基本知识，课程多达25门，为广东和全国20个省区培训了796名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为加强对农运的领导，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农委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运为重点，同时在陕、川、桂、闽、皖、苏、浙等七省全面推动农民运动。1927年3月30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民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选出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和邓演达等13人组成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做了具体部署。可以说，1924年至1927年，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大地上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大革命运动中，不仅工人运动高涨，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其攻击的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触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官僚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开始把土地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并将党的中心工作从城市转入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同时，在根据地领导土地革命，并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建立并巩固根据地红色政权。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许多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和探索，到1930年春，赣南、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已形成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这些农民运动和农村政策的探索实践，为以后革命与建设事业取得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党早期探索农民问题的有益启示

    综观上述，我党创建初期探索农民问题的努力留给我们诸多深刻启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首要的核心的问题，如何看待农民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正确处理农民与革命的关系，如何有效施行土地和农村政策，始终是贯穿整个革命、建设乃至改革开放事业的重大的根本问题。建党初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扭住当时社会基本矛盾和问题症结所在，抓住了关键和要害，在解决农民问题上表现出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我党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超凡胆略和大无畏勇气，将农民问题摆上重要日程，既重视农民、依靠农民，又发动农民、教育农民，使农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历史事实同样证明，我们党奋斗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造福百姓，强国富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能够切实代表并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能够肩负起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双重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还在于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和人民命运紧密结合，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同时又注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实践中调整改造完善。这种理论品格和求实精神，在探索农民问题和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展现、丰富和发展了我党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段时期，虽然注意到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并在局部地区开展了减租斗争，但曾经走过弯路。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应该怎样对待群众运动、要不要准备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上，我党内部也曾发生过分歧。直到大革命失败和城市起义的一再失败，我党的革命重心才由城市真正转移到农村，开始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并逐渐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从而引导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没有照搬和复制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理论的突破。这种解放思想又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态度，这种大胆探索又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路线和理论基础，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

    对于农民问题的早期探索和实践，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中国特色的正确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革命没有千百万农民参加是不可能的，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争取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是民主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天下大势，系乎民心；民心所向，天下归之。”实践证明，党心、军心，必须合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在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下，人心向背成为革命能否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颁行了一系列符合农民利益的土地政策，很好地解决了农民和土地问题，赢得了民心，凝聚了民力，使翻身农民迸发出极大的革命和生产激情，从而为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物质支撑和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也因此从小到大，由弱转强，成功扭转乾坤，迅速发展壮大，并最终赢得全国胜利，创造出了伟大奇迹。毛泽东曾指出：“在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也曾谈到这样的成功秘诀:“共产党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实行平均地权，并让农民在斗争中享有经济实惠。”

    回顾建党90年来的光辉历程，党领导中国人民为着崇高理想奋斗不息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完整发展过程。我党早期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思想主张，成为制定相应土地政策并赢得广大农民群众支持的基础条件，成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的直接来源，也成为今天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发展思路和建立强农惠农政策体系的源头活水。“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利益问题，利益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群体，作为革命与建设事业的最大主体，是党的主要依靠力量，同时也是最需要扶持的群体，关心他们的冷暖疾苦得失，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应该是制定各项农村政策乃至党的工作方针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建党初期颁布实施的一系列关于农民和土地的正确政策措施，不仅为巩固和扩大革命形势，发挥农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后来不断拓展“三农”工作领域，形成科学完善配套的农村政策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可以说，没有这些关于农民问题的早期研究探索，就没有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和革命，就没有农民、土地和农村政策的伟大实践，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就没有改革开放后一系列正确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出台，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