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提出要在政纲中列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使一般民主派知道没收土地是不可免的政策，是完成辛亥革命的一种重要职任”。会议决定在中央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同时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一个对农民公开宣传的重要文献——《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第一次在党内明确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份重要文献从分析士农工商四个阶级的特点和利益入手，指出如果农民得不到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他们便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同时提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者农有’的办法，就是谁耕种的土地归谁自己所有”，而只有“革命的工农等平民得了政权，才能够没收军阀官僚寺院大地主的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这是我党第一次比较全面完整系统阐述农民和土地政策，首次提出“没收地主的土地，实现耕地农有”的主张，并且明确地把土地问题与政权问题联系起来，告诫只有取得政权才能保证没收和分配土地，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发展。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大地主的田地必须没收”，宣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可以建起雄伟的革命军队，并能使革命永立于不败之地。”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肯定了“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随着国共合作完全破裂，1927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土地革命时期”。随后召开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回答了此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要害问题。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反动统治的重要基础，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始终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要独立地领导革命斗争，就必须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和参加，才能使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有广泛的可靠的群众基础。

    我党早期领导人充分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积极探索解决途径

    我党早期积极关注和研究农民问题，与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一批优秀领导人的不懈努力分不开，他们付出了艰辛努力，作出了杰出贡献。究其根源，首先是基于这些早期领导人对于中国几千年农耕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稔熟，他们了解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民本思想和重农意识深厚，了解中华文明悠久古老、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深知农民视土地为命根子，对土地充满眷恋和依赖情感，渴求成为土地的主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愿望特别强烈。其次是源于对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状和基本国情的调查了解，对历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努力归于失败的总结反思，对探索救亡图存、强国富民道路和国内外形势的认真考察研究。同时，孙中山关于平均地权的思想也提供了有益启发，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能解决“农民问题”，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虽然也认识到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提出过“平均地权，涨价归公”的资产阶级土地政纲，但他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始终没有能实现。后来的实践表明，两个政党所不同的是，共产党人把对待农民和土地的政策主张看得特别重，不但口讲，而且实做。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建党前夕就开始研究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认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因此城市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去“开发农村”，使“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李大钊撰写的另一篇文章《土地与农民》提出了“耕地农有”的口号，并将农民划分为富农、中农、小自耕农和佃农四个阶级。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发表在《前锋》创刊号上的《中国农民问题》论述了农民的重要作用：“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倒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1926年8月，瞿秋白在《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中强调“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1926年10月，张太雷在《今年纪念双十节之意义》一文中提出“如果现在中国的土地问题不解决，就是说如果农民不得到解放，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因此，制定“这样一个农民政纲是不容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