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出问题

　　陈锡文说，只有公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了，户籍制度改革才可以迎刃而解。他说，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日本出台的第一个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法律，其实就是农民工法，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各个城市企业招工要优先招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工，并有责任给他提供最基本的食宿条件。这就为农民工在城市扎根、融入城市创造了条件。他还介绍了泰国的基本做法。首都曼谷大约有300万农民，这些农民，一种是来曼谷挣钱回去的，不打算在曼谷扎根；一种是要成为曼谷人长期居住下去的。曼谷的做法是，只想打工挣钱的，到劳动局登记就可以；想要成为曼谷人的，还要到社保局登记，并缴纳社保金。连续交了8年并满足相关条件以后，就可以成为曼谷的户籍市民。

　　现在，全国已经有13个省市宣布改革户籍制度，给农民发居民户口。陈锡文深表忧虑地说，户籍制度改革不是改一个户口本那么简单，农民有了居民户口，但城里人有的东西，农民照样没有，那农民拿了这个居民户口也没有用。改革户籍涉及就业、住房、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保障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以及建设和城市自身的承受能力等问题。因此，短期解决户籍问题确实有难度，要积极稳妥地推进。首先要解决就业。没有就业，糊里糊涂把人弄进来晒太阳，要出问题。第二，住房要跟得上。农民工进来买商品房很难，必须要有保障性住房。第三，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不能搞歧视，要一个待遇。陈锡文本人2008年在成都做过一次调查。他介绍说，如果一个人在成都落户，要让他住房、社保等方面享有和当地居民的同等待遇，至少要20万元。国务院发展研究基金会曾经做过一个比较大的调查，大中小城市统算起来，解决一个人落户城市的成本大概要4万元。

　　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关注的重点群体。陈锡文谈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扎根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他们与上一辈确实很不一样。过去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追求比较单纯，赚点钱就回去。现在的农民工文化水平比较高，有自己的追求，不少人根本不打算再回去。甚至有一些从小就在城里长大的，也很难再回去。随着社会的进步，要求社会公平对待的意识都要比过去强。这些变

　　化，给社会管理都提出挑战。

　　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不能以农民交出土地为条件

　　对一些地方要求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换取城镇户籍和获得有关公共服务的问题，陈锡文认为，一些地方之所以这样做，是借户籍改革的机会，在土地指标上做文章。比如，现在给1万农民解决了城市户口，假设人均交出半亩地，就有了5000亩地的指标可用，从而可以扩大城镇的项目建设和增加财政收入。

　　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合法的财产权益，给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农民转为城镇居民，应依法享有城镇政府提供的相应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应要求农民以交出其合法财产权益为代价。户籍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要靠经济社会发展，不能靠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