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型经营主体、新型农民群体越来越壮大。这种群体的出现，打破了过去传统的耕作模式，对农机、农技等服务的需求也就随之增多，但是，目前为农民提供服务的社会化农业服务组织还不成熟。不少农资企业瞄准了这一缺口，准备发力。

　　农民到底需要什么服务？谁来提供服务？企业该如何做呢？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都谈到这一话题，并建言献策。

　　农民渴求真正的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魏德东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住山东省临邑县德平镇魏家村，自己流转了3000亩土地，同时还经营着农资公司。魏德东告诉记者，当地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村里的年轻劳动力都外出务工了，剩下的只有上了岁数的老人、生病的农民，还有幼小的孩童，劳动能力比较差，对新产品、新技术的接受能力不强，也没有什么抵抗风险的能力。过去农民种地都是凭感觉，或者说凭上辈人传下来的经验。“说实话，不够科学，也导致种地成本高，但产出不高、收益低。”

　　魏德东说，现在农村市场耕、种、收的机械基本具备，市场已经饱和，农民更需要植保方面的服务。以当地为例，农资经销商往往每次卖给农民一小瓶农药，农民兑上水用喷雾器打药。效率低不说，效果也不好。很多农民并不了解农药的施用范围和作用原理，很容易威胁到食品安全。他认为，植保服务相对更专业，对实施人员在技术上的要求也比较高。

　　同时，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多了，对农业服务的需求也就随之而来。魏德东说，现在好多人思想已经转变过来了，在买农资的时候顺便买服务。“自己打工一天挣的钱远比给服务组织的钱多多了，何乐而不为呢。”

　　广西田园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工作者罗金仁认为，农事服务组织对提高农民收益非常重要。农业生产环节多，如果每个环节都是单独的，比如买种子找种子公司，买农药找农药公司，需要农技找农技公司，各个环节也要追求利润，农民的种植成本就会很高。如果把这些环节集合起来，形成社会化的农事服务组织，就会降低成本。同时，生产和流通企业也需要加入到农事服务组织中来，这也是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然。拿农药来举例，以前农药是企业生产，通过批发商、零售商环节到农户手中；现在基本上零售商没什么生意了，如果不做综合服务，农药就卖不动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连续两届第六次参加全国人代会的“老”代表——金正大集团董事长万连步，这次带来了《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议》。他想解决的是“如何种好地”这个迫切的问题。

　　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政府对农民、农村非常重视和关心，从厕所革命到加装电梯，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体现了政府振兴乡村的决心。“但还有好多事要去做。”万连步说，“真正实现农业农村的大变化，先要提升农民的素质，把农民的专业知识培训好。”

　　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是，如果这些新技术、新理念仅靠农民自身去学习、去掌握，难度非常大，周期也会很长，所以，就需要专业的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来介入。

　　为了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差距，万连步董事长走访了多个国家和地区。他说：“有的地方了解后觉得很揪心，比如韩国、中国台湾，他们20年以前广泛应用的技术，现在我们广大农村还不了解，没有掌握。我去年去台湾学习，深切地感受到台湾相关专业机构等为农民提供的一些服务对农民真是很实用。提供这样的支持，要比为农民建两间房、提供扶贫资金更重要。”

　　万连步指出，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的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多而不精。据统计，仅山东省临沭县2017年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已达1599家。但目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依旧呈现出多、散、小、乱的特征，无法满足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其次是发展不规范，监管有盲点。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品种、不同服务环节的农业服务，缺乏标准和规范，价值服务主体千差万别，对农业服务的监管仍存在诸多空白。最后是因体制、机制的障碍，公益性、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合作不畅。

　　针对这些问题，万连步董事长提出了三条解决方案：一是要规范。尽快明确各类农业服务组织的功能定位，规范农业服务组织发展。二是要鼓励。通过信贷支持、税收优惠、用地和科研等扶持政策，吸引龙头企业参与建设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发挥其技术与服务优势，发挥现有的服务网点和人才优势，通过政府采购、定向委托、承担项目等方式，参与建设“一站式”农业服务平台、示范基地和各类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等。三是要融合。尽快理顺体制机制，鼓励农技推广机构人员通过派驻、挂职等方式，为农业服务组织提供服务、技术指导。“希望专业化服务能够尽快落地，让农民省工省力省投入，给农民带来更大的收益。”万连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