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城镇化体系的构建也要有重点。其重点就在于中小城镇，着力点则在于县城。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和高品质生活都离不开规模。城市与乡村相比就在于集中和规模效应。要给一家一户分散居住的农民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务成本太高。但是，任何规模都是有限度的。规模过度化带来的是负效应。我国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规模已近饱和，很难容纳更多人口。更重要的是中国城镇化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带动农村发展。而少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对农村的带动是十分有限的。北京五环以外的郊区农村与五环以内的城区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城乡差距巨大。城镇化带动农村发展则需要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借助中小城市的桥梁，加上镇区和社区作为桥头堡，才能形成城乡一体的均衡发展格局。而当前，我国城镇化，特别是除沿海以外的内地城镇化的薄弱环节是县城。在乡土中国，县城是“农村的头，城市的尾”，县城发展面向农村，县城建设乡土化。即使是个别城乡一体化的标竿，农村社区相当不错，城市却如农村，城乡一体化呈城乡一样化。为此，需要在城镇化中给县城重新定位，应该是城镇化的头，以高品质的城镇生活吸引农村人口就地转移。

　　七、城镇化是一个多动力推动的多类型城镇结构

　　与自然形成的乡土社会不同，城镇社会是人为建构的。推动城镇化的动力是多种多样的，并由此形成多样化的城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城镇化的动力类型有：一是市场推动型的城镇化，其特点是“因市场而生”，如浙江省温州市龙港产生了一座“农民城”，其居民完全是离开农业经商的农民。再如浙江省义乌国际小商品城的崛起带来的城镇扩张。就是内地也有不少“因市场而生”的城镇化样本。湖北省宜昌市金东山商业城在一片荒地上崛起，带动数万农民进城经商居住。二是工业推动型的城镇化，其特点是“因工业而生”，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华西村已经完全工业化，常住人口数万人，早已成为工业城镇，只是因为历史因素而保留村的建制和称号。三是政府推动型的城镇化，其特点是“因政府而生”，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实现人口集聚。这一类型在内地城镇化先行一步的河南较多，其中有成功的案例，如“背井不离乡，上楼先就业” 的“舞钢经验”，也有不成功，甚至失败的案例，如“逼民上楼”。除此以外，还有“开发区推动型”、“特区推动型”等特殊类型的城镇化样式。

　　市场推动和产业推动是理想类型的城镇化。因城镇化不在于有多少人居住在城镇，关键在于有多少人从事非农产业，否则就可能是空壳城镇化和“伪城镇化”。但是仅仅有市场和产业也不行，毕竟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变迁，需要政府规划和整合各种利益。

　　八、城镇化是一个包含人、地、财、治、路等核心要素在内的系统工程

　　城镇化是一场具有革命性的社会工程，它意味着社会要素的重新配置和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由此需要统筹思考和规划。其中最核心的要素：一是“人”，即人往那里去，是进城还是在乡，进城进什么层次城，在乡在什么类型乡？人进入城镇能否融入城镇？二是“地”，即地从那里来？城镇化无疑要占地。而我国18亿亩耕地是不可逾越的底线。201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专门提到守住“底线”的问题。有的地方的城镇化向山坡要地是一种探索。三是“钱”，即钱从那里来。城镇化无疑是钱堆出来的。愈是高品质的城镇化，需要的财力就愈大。在一些政府推动型的城镇化，最缺的是钱，因此往往打土地的主意，形成“土地财政”，由此最容易滋生矛盾。因此，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多元投资，引入社会资本。四是“治”，即如何治理？传统的治理是依土而治，人固着于土地，属于封闭型治理；城镇化治理则是依业而治，人处于流动状态，属于开放型治理。随着城镇化，原有治理体系愈益不适应。如华西村早已是超级小城镇，治理体系却是村的模式，属于“大人穿小衣”。五是“路”，即城镇化道路如何走？中国是一个超大乡土国家，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城镇化，必须在借鉴外国经验基础上走出自己的道路。

　　九、城镇化是一个长期渐进但又十分紧迫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