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镇化是为了人们过上高品质的生活

　　城镇化成为一个热点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外贸出口不足的背景下产生的。人们普遍将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提升GDP的主要增长点。作为经济动向晴雨表的股市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城镇化概念股。

　　毫无疑问，城镇化是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我们要看是什么样的城镇化？城镇化的终极目的是让人们过上高品质的生活。马克思早在世界城镇化初期，就认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因此，城镇化不仅意味着生产的进步，还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特别是随着温饱生活的满足，人们有了更丰富的需求，要求提高生活品质。只有人口相对集中的城镇才能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更丰富的生活样式。反之，如果城镇化不能提供高品质的生活，人们为什么要进城镇呢？发达国家因为城市过度发展而产生的“城市病”造成大量人口逃离，出现所谓“穷人在城，富人下乡”的“逆城市化”现象。目前我国的大城市也出现了“城市病”，北京等地“十面霾伏”，生活痛苦指数上升。因此，大规模推动城镇化的一开始，就必须有高的定位，追求以人为本的高品质城镇化，而不是简单的GDP增长。

　　四、城镇化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

　　前些年我国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村建设。而城镇化成为一个热点有政府即将换届的背景。有人因此认为，城镇化是新一届政府的重点，以示与上届政府工作重点的区别，并将城镇化与村建设割裂开来，甚至认为村建设不再重要。其实这是缺乏历史的眼光。当年村建设是在三农问题特别突出，农民纷纷弃农而去的背景下提出的一项重要举措。由此出台了一系列稳农支农惠农强农政策，农民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有了“种田不交税，上学不交费，看病不太贵，养老不发愁”之说。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前期村建设的成果主要还是稳农，且是低水平的“稳”。核心问题就是农民收入有限，城乡差距仍然较大。主要原因就是人多地少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人均耕地2亩多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农业生产是难以致富的。让更多的人口离开农村和农业，不仅可以推动城镇化，而且有助于扩大农户经营规模，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最终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城镇化是社会主义村建设的扩展，而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如果说前期村建设重在稳农，那么，城镇化则重在富农。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是衡量城镇化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五、城镇化包括农村人口享受与城镇均等的公共服务

　　一般理解城镇化就是人口进城，或者农村人口变为城镇人口。这还只是狭义的城镇化。广义的城镇化则包括农村人口享受与城镇均等的公共服务。当前，一些地方对于城镇化率看得很重，片面追求更多的人进城，甚至出现“逼民上楼”。农村有再次被遗弃，甚至被抛弃的倾向。有人甚至认为，人都进了城，还管农村干什么。其实，这是短见。在农业还未实现工厂化的条件下，无论如何，农村都会存在，农民也不会终结。问题在于要创造让人们愿意在农村生产、生活和居住的条件。如果城镇化造成的是农村被抛弃和遗弃，那将是一场社会“灾难”。我们追求的是中国特色的新型农村城镇化，“新”在不抛弃和遗弃农村，反而是以农村繁荣为前提条件。而衡量农村是否衰败和繁荣的重要标志是农村人口也能享受城镇均等的公共服务。在温饱阶段，城乡差距在于收入。在小康阶段，城乡差距主要在于公共服务。农村人口实现温饱后最渴求的是有良好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会救助、文化生活等。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一方面是“人口进城”，另一方面是“服务下乡”，这才是完整的城镇化。发达国家的富人之所以愿意居住在乡镇，原因除了有更新鲜的空气，更适合人居的环境外，也可以享受城市一样的公共服务。

　　六、城镇化是一个多层次和有重点的城镇体系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未来至少有3亿农村人口完全进城，在农村的人口也要享受城镇均等的公共服务。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构建一个由特大城市、大城市、城市群、中等城市、县城、镇区、农村社区等单元共同构成的多层次城镇体系，从而实现由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