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一个规划性社会变迁过程。城镇未化，规划先行。规划未动，认识在先。近段时间，城镇化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对城镇化的认识还有待深化。只有认识上去了，城镇化才有高起点。本文试对农村城镇化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一、城镇化是中国改革发展的起点之一

　　长期以来，一般认为，农村改革发展是中国改革发展的起点。但与农村改革发展相伴随而行的则是农村城镇化。

　　直到1949年，中国仍然是一个农村和农民大国。1950年代我国逐步形成了城乡二元体制。这一体制将广大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造成人对“地”的依赖；而土地产出有限，又造成人对“物”的依赖；物的分配权由干部掌握，从而又造成人对“人”的依赖。其直接后果是，农民依然贫困。正如邓小平所言：“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中国改革因此首先从农村开始，“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农民贫困的另一个后果是城镇化受到压制。194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10%，1979年才17%。农村改革的最大成果是极大地解放了农民，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经营自主权，更重要的是获得人身自由权和选择权。改革后，地还是那么大的地，人还是那些人，农民不仅摆脱了贫困，并创造了所谓“中国奇迹”。关键是广大农民获得了自由，他们走出乡村，来到城镇，走出农业，从事其他行业，由此极大地释放出人的能量。如果说农村改革发展是起点和基础的话，那么，城镇化则是后果和条件。农村城镇化一方面促使大量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寻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大大缓解了长期历史上存在的人地紧张关系。1978年以来，我国的耕地减少，人口增多，但并没有出现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多地少引发的经济社会危机。另一方面，城镇化使相当部分的农民依靠外出务工，来改变农民务农所造成的局限，自我形成“以工补农”的格局。在人均耕地不到2亩的资源紧约束条件下，仅仅依靠土地收益，农民是不可能达到小康的。如果说，农村改革使中国获得了稳定的基础，那么，城镇化则使中国获得了发展的基础。城镇化可以说是广大农民摆脱土地及其体制束缚，脱离贫困，走向发展的标志之一。

　　二、城镇化是城乡双向互动的历史过程

　　城镇化与工业化一样都是现代化的伴随物。城镇化的进程取决于城乡社会的双向互动。

　　英国是最早进入现代化轨道的国家，其重要特点就是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与城镇的兴起相偕而行和良性互动。持续长达数百年时间的“圈地运动”，不仅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造成了传统农民的消失和大量新兴城镇的崛起。正如巴林顿？摩尔所说：“‘圈地运动’是一项决定性的扫荡，它摧毁了体现在传统村庄中的整个农村社会的结构。”英国“以部分采用商品化农业来适应那些具有自己强大经济基础的贸易和工业加工生产的阶级的发展，这就使农民问题不复存在了。”而大量新兴城镇的崛起又吸纳了从农业转移出来的人口，使他们得以顺利转化为城镇人口。因此，英国的现代化是渐进主义的，没有发生结构性断裂。

　　中国在历史上是世界上最为典型的农业社会和官僚社会，是典型的政治统治型城市和乡土农民社会对立的社会结构。当中国在外部力量的入侵下进入现代化进程时，其传统农业社会内部未能生长出新的社会因素，农业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近代以来的城市工商经济不仅比例极小，而且与广大农村是脱节的，农民更多的是以牺牲者的状况进入现代化。极少数量的城镇根本无法吸纳大量的农村人口。1949年以后，政治上的城乡对立消除了，而经济社会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却形成并固化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以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格局进行的。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流向沿海城镇务工，但这些城镇没有直接接纳农业转移人口，将他们变为城镇人口，相反，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还存在着大量体制性障碍。这就是所谓的农民工问题。农民工问题说明我国的城镇化尚是不完整，或者说是残缺不全的城镇化。城镇化在相当程度上不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也不是城镇主动吸纳农村人口的结果。这与过往没有科学思考和规划城镇化有关。当下，国家已将城镇化作为发展战略目标，就必须充分思考城镇化的条件和路径。一方面是推动农村内部市场经济的发展，让更多的农业人口自然转移出来，而不是简单的“逼民上楼”；另一方面是消除体制性障碍，不仅让城镇主动接纳农村人口，而且能够使农村人口融入城镇，实现城乡社会要素的双向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