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显示，从2009年至今，关于地方债危机和地方政府“破产”的消息就屡次见诸报端。一旦从2013年至2020年继续“大干快上”基建工程，或将再次加剧地方政府的负担。

　　“不必担心‘破产’，因为，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不可能仅由地方财政来负担；再者，也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会将精力集中在基础项目的建设上。”区域经济专家徐长乐对记者说，“真正要担心的，恰恰还是地方政府潜在的投资冲动。尤其是作为地方经济发展实际上的‘司令官’，在业绩考核、财政收入等方面的压力下，投资冲动或难避免。”

　　高汝熹也指出，“潜在的难题是，如何处理好城镇化与‘三驾马车’中投资的关系，乃至与细化的房地产市场的关系？一旦地方政府加快城镇化建设，或会造成投资过热，并加剧通胀的迅速升温。”

　　事实上，农业银行此前就已公布研究报告指出，“部分地方政府可能借新型城镇化之名，行过度投资之实。”农业银行甚至称，“应警惕投资过度带来的新一轮产能过剩。”

　　部分城市的城镇化投资计划甚至被媒体评为“简化为拆迁与征地”。普通消费者担心，中国的房价或因新型城镇化进一步上涨。

　　关 键

　　户籍土地改革为先

　　从确认农民土地权利入手，允许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市场，取消剥夺农民的征地环节，废除“18亿亩红线”，打破政府垄断，建立个人、集体、法人和政府多方参与的土地一级市场

　　在专家看来，消费者对房价的担忧和机构对投资过热的预警，都在暗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或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而要真正的以“人”为核心。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2011年表示，中国城镇化近年来之所以处于高速推进期，与“土地等资源成本过低”、“劳动力成本过低”、“污染环境付出的成本过低”这“三低”因素相关。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是51.27%，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蓝皮书称，按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当城镇化率达到40%-60%的时候，“城市病”进入多发期和爆发期，“此时，推进城镇化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比如，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范剑平称，“新型城镇化面临两大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实现已进城农民工平稳有序的市民化，第二个挑战是如何统筹城乡发展对人口和劳动力的需求。”

　　那么，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该如何避免再走“老路”？又该如何面对“严峻的挑战”？

　　对此，徐长乐对记者表示，应打破目前最大的障碍之一“大量流动人口的身份如何确定的问题”，即快速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从1958年到现在，经历了50多年的‘城乡隔膜’。是到有所改变的时候了。”徐长乐说。

　　“城镇化的核心就是让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国家发改委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李铁对媒体直言，“如进城农民无法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反而形成了和城镇居民两极化的就业和生存状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为不利。”实际上，如扣除1亿多的农民工等在外打工的群体，2011年50%以上的城镇化比例会迅速下降到只有35%，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城镇化率。

　　徐长乐还称，与户籍改革并列、且急需改变的另一项改革就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必须承认，过去的城镇化发展，侵占了‘三农’太多的利益。”他说，这必须得改变。

　　但徐长乐认为，不管是户籍还是土地制度改革，短期内完全变革都面临很大的难度。“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在城镇化过程中，利用农民失去的稀缺土地资源去换取‘新城里人’的身份？”他猜测。

　　知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撰文称，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具体而言，他说，从确认农民土地权利入手，允许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市场，取消剥夺农民的征地环节，废除“18亿亩红线”，打破政府垄断，建立个人、集体、法人和政府多方参与的土地一级市场。

　　“这项改革不仅可增加土地供应，降低城镇房价，有助于城镇职工安家，且将土地增值的一部分收益从政府转移到农民手中，使他们有可能在城里租房、买房，进入并且真正融入城镇的经济与社会。”他说，目前，已有一些地方进行了改革试点，“要想在全国范围推广，就须平衡已经相当紧张的地方财政，否则，就有可能因土地收入的减少而引发地方性的财政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