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8年）：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精神面貌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次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了“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生平。为此目的，必须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19](p831)根据这个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改善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政策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突破了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突破了‘以粮为纲’的单一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全面活跃农村经济；突破了统购统销制度，面向市场，搞活农产品流通；突破了单一集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28](p27)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每年都要搞一个战略性文件”（胡耀邦语），及时总结和吸收亿万农民群众在基层改革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然后再把它转化成为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以此推动农村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57元增加到355.33元，年均递增17.71%，其中1982年的年增长率为19.9%，为历史最高。全国粮食总产量由3000亿公斤上升到4000亿公斤，创造了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的奇迹[9]（p138），这是多年来积聚的生产力集中释放的结果。从1985年到1988年，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连续4年的徘徊局面，但是“乡镇企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产值已达二千亿元以上，吸收劳力六千万人，为我国农村克服耕地有限、劳力过多、资金短缺的困难，为建立新的城乡关系，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19]（p885）在1978～1988年10年间，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在全国工业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乡镇企业用于农民分配的资金共为3828亿元，占同期农户净收入增量的75%[29]（p1904）。同时，国家还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减免部分农业税，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增加农村地区信贷等方面来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比如，我国农民在1979～1981年3年间，由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涨和减免部分农业税所增加的收入就有520亿元之多[2]（p491），这是建国以后上涨幅度最大、农民受益最多的一次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整。总的来说，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经济发展实质是把农业的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全部留在内部转化了，当时的说法叫做“离土不离乡，就地办工业，就近城镇化”，于是形成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又拉动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促使整个国家出现了“内需拉动型”的增长，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正如邓小平同志生前回忆说：“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1981、1982、1983这3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30](p376)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545元，平均每年增长11.8%，农民人均消费水平由138元增加到508元，平均每年提高9.7%，农民人均储蓄余额由7元增加到138.7元，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由2.37：1缩小到1.86：1（1985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由2.9：1缩小到2.3：1（1986年）。尤其是在1978～1988年10年间，中国农村形成了一股翻盖新房的热潮，共建农民住房面积34亿多平方米，这个数字比改革开放前30年的农村住房建设总量还要多，平均每100农户就有75户盖了新房，人均住房面积由8平方米增加到17平方米[29]（p1959）。此外，我国农村饮食结构和服饰花色品种逐渐多样化，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视机等耐用消费品家庭拥有量大大增多，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明显的改善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