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对农民生活方式转型起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1989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中国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不改变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情况下，开创了‘离土又离乡’转移农业劳动力的又一新模式。当时由于跨区域就业的农民工春节返乡造成‘春运’紧张，呈现出蔚为壮观的‘民工潮’。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经济发展又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出现了新的高潮。1993年外出农民工达到6200万人，比1989年增加了一倍多，其中跨省区流动的大约2200万人，比1989年翻了一番。”[36](p13-14)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大批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形成了尖锐矛盾，一些城市政府开始采取各种限制性措施，致使许多农民工出现了短期的回流。然而，此时的中国农村上上下下、四面八方总有无数双“看得见的手”（政府）、“看不见的手”（市场）、“第三只手”（基层干部）齐刷刷地伸手向农民要钱、要粮，强加在土地和人头上的赋税远远超出了农民承受能力。“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的统计，从1993年到1999年，全国共清理各种涉农收费文件和项目多达2.53万个，1999年可统计的农民负担总额是1250亿元。”[34]此外，还有大量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隐性负担，以至造成了农民“种地赔钱、耕地撂荒”的现象。自1997年以后，我国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人数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000万人减少到200万人左右[29](p2102)，迫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千方百计往城市拥挤。截止2004年，“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1.18亿人，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为1.36亿人，剔除其中的重复计算部分，估计农村流动人口长年保持在2亿人以上。”[36](p14)这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快速期的集中释放，由此改变了农村长期封闭、单调、呆板的生活方式，受到城市主流文化影响和塑造的农民工开始引领9亿农民向着开放、丰富、多元、文明的城市生活方式转变。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尚未从根本上解冻，致使大批的农民工“进城就业”和“身份转换”不同步，致使他们很难融入工业化、城市化的文明生活，结果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不离城、不返乡、不种地的生活方式。同时，由于大批农民工远离家乡，也给农村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以至出现了留守农民“精神生活沙漠化”的现象。据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课题所做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留守人口有8700万人，其中包括2000万名留守儿童，4700万名留守妇女和接近2000万名留守老人[37]。这支被人们戏称为“386061部队”的留守大军，劳动负担重，精神压力大，缺乏安全感，养老无保障，妇女情感孤独，儿童家庭教育缺位，缺乏亲情照料。村庄里的青壮劳动力长年流落在外地，留下的一片片住房淹没在荒草里，空空荡荡，锈迹斑斑，日晒雨淋，形同废墟，不少村庄一到夜晚就是漆黑一片，只听狗叫，不见人影，即使是封年过节也人气不旺，显得非常冷清。凋敝的村庄使村民之间的合作互助，亲戚之间的交往互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联系，都比以前大大减少了。农民精神家园日渐湮灭，反过来又打碎了农民工回家创业的雄心壮志，他们年复一年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荡秋千”，变成了一支“候鸟型”的劳务大军。一言以蔽之，市场化变革中的中国农民正在丧失生活的真正意义，大批农民工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他们一心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让留守在家的老人、幼童、妇女无可奈何地生活着。资本逻辑无情地把中国9亿农民驱赶到“你争我夺”的竞技场上，传统乡村的价值观、道德伦理也发生了扭曲和失范。

　　五、十六大以来（2002年至今）：建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农村生活方式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提升到国家宏观层面来考虑，作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为核心，积极建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框架，掀开了社会主义村建设的新篇章。特别是从2004年到2009年，中共中央连续6年发出以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据不完全的统计，从2003年到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投入累计达到2.87万亿元，年均增长22.7%，其中直接用于农民“四项补贴”的资金累计达到3406亿元。从2004年起，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5年增长幅度超过300元，年均增长速度超过6%。200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0570亿斤，比历史最高年份1998年还多出324亿斤，粮食平均亩产超过660斤，比历史最高年份2007年也高出了30斤。从2002年到200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加到4761元，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834元增加到3661元，农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农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由过去依靠农民自身解决转向以国家投入为主，全国约有1.5亿农村中小学生享受免费义务教育，有8.15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4284万户农村困难群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条件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总的来看，最近七八年来是党和国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重视程度最高、改革力度最大、投入资金最多、农民得实惠最多的一个时期，其主要标志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群众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