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消除，“城市畸形繁荣，农村日渐衰落”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200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4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5781元，二者收入差距之比是3.33：1，这是建国以来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额相差第一次突破10000元以上。据有关专家估计，“即使是到了2020年，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还不可能达到开始缩小的拐点。”[38]问题的症结在于，“占我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只占有20%的社会资源，形成城乡居民占有资源上的不平等，必然使创造财富和占有财富上的不平等。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43%，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率只有10.4%，相当二三产业的1/6，也就是说6个农民创造的财富仅仅相当二三产业1人创造的财富。”[39]因此，从长远发展看，我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减少农民”。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预测，我国未来50年内必须平均每年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才有望实现现代化。这意味着，我国城市化率必须保证平均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才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率80%左右的水平[40]。另据陈锡文预计，到202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49亿人，乡村人口保持在6.5亿人左右[38]。这意味着，中国在本世纪头20年总共有5亿多农民人口（包括目前尚未完全城市化的农民工2.62亿人），将以平均每年2500万人的规模高速转向城镇。这是世界现代化发展史绝无仅有的事情，但却是中国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项“世纪性难题”。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农村人口群体，如何实现“农民身份转换”和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这是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世纪性难题。因为，中国9亿多农民自身内在的乡土文化特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迅速地融入城市生活，这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自我调适”的过程。事实上，农民“市民化”包含了转变农村人口自身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趋向城市文明的全部过程，单靠改变农民的身份和更换居住地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英国早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时曾经对爱尔兰移民的生活方式特征作过精辟描述：“凡工作比较简单、比较粗糙、需要体力甚于需要技能的地方，爱尔兰人就一点也不亚于英格兰人。但是，对于那些必须有多年的训练或者需要持久的、正规的活动的劳动部门，轻浮的、无耐心的、酗酒的爱尔兰人是不适合的。因此在英国，凡是在机器制造部门工作的工人都叫做机匠，而要当个工厂工人，爱尔兰人就必须先接受英格兰的文化和英格兰的习俗，即在本质上变成英格兰人”[41]。否则，爱尔兰人就不能“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42]。这说明，即使像英国这样一个以“强制性非农化模式”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爱尔兰人的“城市化”与“市民化”也不是同步演进的过程。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习惯、自己的爱好。”[43](p356)总之，由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根基、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情趣等存在差异，就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每个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形成、发展、演变也都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可见，统摄社会生活方式总体变迁的决定因素除了物质生产方式外，还包括政治制度、思想道德、文化精神、自然环境、民族传统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快速转型期，以职业分化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身份、户籍身份和行政地域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性日益明显。但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机制尚未从根本上解决，未来的“城乡融合”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应坚持城镇化和村建设“双轮驱动”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走出一条短距离、波浪式逐级推进的城镇化道路，“通过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44]，从而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各民族特点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现代农村社会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