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7年秋天开始，四川省委颁布了一系列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措施，到1978年2月,四川出台了“省委十二条”，把按劳取酬作为重点，主要内容与安徽“六条”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一年，四川从春到秋，持续干旱，但却夺得了全省粮食大丰收。

　　到了秋上，中国老百姓和国家领导人嘴里，都盛传着关于“吃粮吃米”的民谚，安徽、四川等省农村改革的成就引人瞩目。

　　四、铁幕被掀动了

　　1978年，安徽全省遇上百年未遇的特大干旱。周曰礼说：“因为旱哪，天上飞的麻雀没水呀，飞着飞着就掉了，山上的野兔子从山顶下来找水喝，走到山半腰就死掉了，说明旱情严重到什么程度。”

　　这一年，安徽大部分地区10个月没有下过透雨，许多河水断流，水库干涸，连巢湖也干了。全省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0多万人口缺乏生活用水。到了秋季，麦子种不下去，大片大片的耕地抛荒。农民眼看生产生活无指望，非常恐慌。省委书记王光宇建议万里：与其抛荒，不如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发挥潜力，渡过灾荒。万里考虑良久，说：“试一试！”

　　随即召开的省委常委会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借地渡荒”：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每人借三分地，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粮，不分统购任务。

　　这几乎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它直接诱发了安徽农民包产到户的行动。

　　肥西县山南地区的旱情最为严重。9月的一天，县委书记常振英焦急地来到山南，找到区委书记汤茂林问怎么办。汤说，没别的办法，要想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要按照原任省委书记曾希圣1961年的做法，包产到户。

　　常振英咬着牙答应了。他对汤茂林说：“你不是正在黄花大队蹲点吗？就在这里搞试点，试试看吧。”

　　汤茂林立刻赶回黄花大队，连夜召开党支部会议。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黄花会议”的秘密会议。在这个会上，党员们再次学习了“省委六条”，“六条”上说：“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这让被逼急了的这批农村党员看到了缝隙中的一丝亮光。会议结束时，形成了“四定一奖一罚”的规定，即：把地借给社员，定土地、定产量（麦子200斤／亩、油菜100斤／亩）、定工本费、定上缴；超产100斤，奖励60斤；减产100斤，罚100斤。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老汤玩了一次文字游戏，定土地、定产量，不是包产到户是什么？但汤茂林死也不承认。

　　这个决议在第二天的全体干部大会上通过，又在9月17日的全体社员大会上受到热烈拥护，大家把手都拍红了，说：“这样下去，我们就有饭吃了！”第二天，全大队997人、997亩麦地、491亩油菜地全部包产到户，当天就种了40多亩。

　　消息很快传开，就在黄花会议之后的第五天，一封群众来信被送到了县委、地委和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案头。信上说：“肥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人向何处去？他在山南大搞曾希圣式的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

　　县委书记赶紧召见汤茂林，嘱咐他：“不能联产，一联产性质就变了。”

　　此时在省委，万里也看到了那封群众来信，他将信批转给省委书记顾卓新，上书“肥西山南区人民来信请你阅”。顾卓新将信批转给分管农业的书记王光宇，上书“肥西山南区人民来信请阅后派人查处”。王光宇又批给农委周曰礼。周阅后批给省委政研室沈章玉……

　　在这一公文旅行中，两个多月过去了。这中间，下了一场小雨，麦子油菜长势喜人。12月的一天，省委政研室沈章玉终于来山南调查来了。他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请，面无表情四处转了转，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小时，沈又回到区委向汤要饭要酒。在饭桌上，他神秘地对汤茂林说：“汤书记，你是干对了，中央正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也许今后的路子就照你这么干。”

　　汤茂林这才长出一口气。他看到了那封群众来信，看到了上面的系列批示。但他所不知道的是，这期间，10月11日，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说：“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解放思想，大胆工作。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情况的就去办，将来省委追认，不要都等我这个第一把手来决定。根据作物情况，可以包产到人、到组，联产计酬，也可以奖励到人、到组。所有制不变，出不了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