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张广友的汇报，万里非常高兴，他说：“生产队自主权是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它种什么，生产什么，本来有权自己决定，现在却要由上面来决定，那它还有什么积极性？自主权的实质就是要生产者真正当家做主，这既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最起码的条件，也是尊重农民权益最基本的内容，没有这个，还谈什么独立核算？还谈什么经营管理？还谈什么调动积极性？”

　　这是30年前一位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从农民冰冷的灶台和干瘪的肚子中悟出的道理。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已经离开我们这个执政党很远很远了。

　　很快，张广友下乡调查后写出一篇重头文章。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这篇新华社通稿，题目是《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安徽省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还配发了题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的评论员文章。

　　1978年3月，万里亲自在《红旗》杂志撰文，题目是《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新华社随即向全国转发。

　　这边，万里布置记者写文章为落实生产队自主权鼓与呼，千里之外，也是在同一时刻，陈永贵的动作远比万里要声势浩大得多。

　　春节过后，陈永贵召见时任新华社驻山西记者宋莎荫。宋此时已在昔阳县委任职。陈永贵要求宋组织驻昔阳、大寨的各新闻单位人员，针对当前新闻宣传上的消极和错误的舆论，写文章进行反击。

　　当时，在大寨有一个极为特别的新闻组织，这就是中央、省地级通讯社、报社、电台驻大寨昔阳的记者联合组织起来的“驻大寨联合记者组”，不管你是哪一级、哪一家新闻单位，都用这个名义采访、写稿子。

　　宋莎荫传达了陈永贵的指示。但记者们大致了解这件事情的背景，知道这是冲着安徽的万里去的，都感到有点为难。大家议了议，最后决定，只讲大寨、昔阳经验好，不去讲人家的不对，不交锋，不骂人。

　　但后来陆续发出的文章，依然可以嗅到浓浓的火药味。

　　许多文章是以驻大寨联合记者组写的，有些是《山西日报》写的，有些则是《晋中报》、《运城报》写的。山西日报社的计划是用12篇文章来进行反击。新华社记者陈大斌说：“这一场中国新闻史上少见的，地方党报向中央新闻单位发起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击，颇有声势，十分猛烈。”

　　1978年4月21日，《山西日报》将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的一篇内参修改后，以《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标题发表，随即中央就有人要求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文章说：“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寨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他们认为：‘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领导态度不明朗，群众思想就会乱，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受破坏。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上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生产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

　　文章不点名地把安徽省委和万里一块进行了一次大批判。

　　张广友是在滁县农村采访时读到这天的《人民日报》的。当地的干部社员也立刻从文章中琢磨出了它的指向，显得十分担心和害怕。张广友立刻给人民日报社副总编缉李庄打电话。李庄说：“老弟，你还不知道吗？《人民日报》就是国际列车，谁都可以上，你有不同意见，你可以写文章，我们也可以照登。”

　　万里说：“既然《人民日报》领导说我们可以写文章。他们不点名地批评我们，我们也可以不点名批评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

　　随即，和张广友同在滁县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南振中、沈祖润写了一篇针对性极强的文章——《落实党的政策，必须清除极左思想障碍——安徽滁县地区落实农村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新华社在7月4日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第二天全文刊载。

　　李庄以及人民日报社高层的“国际列车论”，使得《人民日报》在当时成为了思想解放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窗口，但它更加特殊的权威性也同样制造了相当多的“麻烦”，此为后话。

　　不仅在安徽，在中国当时另一个农业大省四川，落实党的农村政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成了省委的中心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