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肥西县召开干部会，县委宣布，只准山南区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其余公社一律不准搞；而且，对于山南，要特别强调三不准：“不准登报、不准宣传、不准广播。”

　　可是没几天，山南的6个公社、78个大队、1037个生产队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周曰礼紧张了，赶紧向万里汇报，万里说：“让他们搞，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他们。”

　　山南的做法在安徽不胫而走，引来了无数质疑和问罪。4月的一天，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匆匆来到山南公社。老军人找到党委书记王立恒，动情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打土豪分田地，组织群众走合作化道路，才过上今天的社会主义生活，但是你们现在搞包产到户，实际是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立刻停下来！”说完他马上给县委书记打电话，明令：“包产到户不能干，要收！”

　　但是，在整个安徽省，因为贫穷所引发的制度危机早已遍布全省，包产到户的火星子掉到哪儿，哪儿就可能变成火苗，火苗就可能燃成大火。就在同一时刻，在皖东的滁县地区，一场波及面更大、更加有组织的农民大包干运动已悄悄酝酿成熟。

　　七、大包干

　　1977年夏天，当万里刚刚来到安徽就职的时候，看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的调查报告就发自安徽滁县地区。地委书记王郁昭在很早的时候就在琢磨着当地农村的变革。1978年秋天，滁县也早已是河道断流、土地龟裂，就连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

　　9月，地委召开干部会。在王郁昭的反复追问下，这些基层干部终于“供出”了责任制的三个典型，一是来安县烟陈公社杨渡大队魏郢生产队，偷着搞了包产到组，在大旱之年粮食由原来的8万多斤增长到12万多斤；一是天长县新街公社，当棉苗即将枯死的时候，公社把地“借”给农民，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结果当年棉花增产89.6％；另一典型是来安县广大公社，搞了干部岗位责任制，年终时按各项生产指标奖罚，结果公社粮食棉花全面增产。

　　会后，王郁昭向万里全面汇报了这些情况。万里听后大喜，急派记者张广友下乡调查，又令王郁昭迅速准备详细调查报告报省委。数日后，王郁昭接省委通知：万里书记说可以在全滁县地区进行这三种模式的试点。

　　滁县地委不敢怠慢，迅速出台96号文件，要求各县先在一个大队或公社开始试点。可这个口子一开，大量不是试点的社队也自发地搞起了包产试验。

　　凤阳城南公社岳北生产队开始搞包产到组，县里派来的会计怎么也算不清账，农民却看明白了，倒着算不就可以了吗：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归社员自己。此话一出，人人赞成。县委书记陈庭元一语道破，这不就是“大包干”嘛！

　　“大包干”在凤阳迅速推广，但还仅停留在“包干到组”。

　　闻名天下的凤阳县小岗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革命。

　　小岗村，非常小，上世纪60年代初的那场饥荒，让这个小村饿死了60人，死绝6户，全村只剩下10户，39人。从1966年到1978年，人均口粮只有200多斤，人均年收入不足20元，每到冬春季节，全村家家户户扶老携幼，外出乞讨，无一例外。1100亩土地，竟有1000亩撂荒，集体经济只剩下3间破土房、1头牛、半张耙、1张半犁，根本无法开展生产。就这样，还成天被学大寨工作组折腾来折腾去，或斗私批修或割资本主义尾巴，每一家都有人被揪到台前批斗，每一家都有人当过队长。每年秋收刚结束，没等秋种开始，全村老小就筹划着该出门乞讨了。

　　1976年，县、区、社三级党委下决心改变这个队的面貌，派工作队18人进驻。工作队队长在社员会上说：“你们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了。今天，我们左手拿着社会主义鞭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牵着你们的鼻子，非要把你们赶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来。”一个工作队员监督一户，干了一年，收粮35000斤，人均口粮230斤，人均收入32元。工作队一撤，呼啦啦，人又都出去要饭了。

　　终于到了1978年，“省委六条”的东风也刮进了这个小村庄，这里也搞起了包产到组，从两个组分成4个组，后来又分成8个组，几乎已经是兄弟组、父子组，但依然矛盾不断，吵吵闹闹。

　　11月24日的这个冬夜，18户户主都集中到了严立华家中，他们终于作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决定——“分田单干，包干到户”。18人在一份合同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大家约定：土地分到户，瞒上不瞒下；秋后摔锅卖铁，也要将国家集体的任务交上；万一有人坐牢，其他的人保证把他们的孩子养到1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