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说，老百姓依然清冷的灶台和破旧的草屋让万里坚定了决心——哪怕走得再远一些，哪怕风险再大，也不能退缩。

　　在定远县范岗公社，一位生产队长吞吞吐吐地说，我们队现在还没有包产到组，春播无人干，社员一致要求学凤阳，县里领导坚决不同意。

　　万里直截了当地对生产队长说：“你那个队可以实行凤阳的办法，回去就搞，决不能耽误生产。”

　　年轻的队长又惊又喜又有点半信半疑：“我们说了好多次，公社都不依，说是县里统一布置的，你在合肥，怕说了没用。”

　　“我是省委书记，你们地委王书记也在，你那队就照凤阳的方法办，我批准的！”万里很干脆。

　　20日当天晚上，王任重之所以费了很大劲，才在嘉山县找到万里，正是万里紧急出巡消除“张浩事件”的负面影响，来到了嘉山。那天万里还在电话里对王任重说：“不管怎么，我这里已经干开了……备个案，搞错了，省委检查，我负责！”

　　安徽省委采取的紧急措施，消除了部分干部群众的担忧，但仍有一部分地县还是遵照报纸的要求，从“包”退回到不包、不联产，其中受损失最严重的是霍邱县，几乎有1／3的生产队又回到了大呼隆的体制下。这一年，霍邱的粮食产量比1978年减产约20％，而周边所有的地县均大幅增产。万里闻此消息异常愤怒，立刻提出要撤县委书记的职。

　　此时，不仅是在安徽，四川、河南、内蒙古等已经实行了责任制的农村，也因为这样一封张浩来信，各处引起极大混乱。

　　这封“群众来信”的背景后来被陆续披露出来：当时《人民日报》为春耕写了一篇相关社论，报送党中央。华国锋阅后在文章留白处写了一段话，批评了某些地方因为包产到组，出现了抢农具、牲畜、闹分队的现象，认为这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王任重看到了华国锋的批示后，在3月14日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信上说，要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决不能倒退回去。张浩的来信正好契合了这一指示精神。

　　“张浩事件”所造成严重的后果让胡耀邦坐不住了，他批评胡绩伟：登头版头条，表明报社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你应当登在农村版，或者放在一版的下面。编者按也应该改掉指示、肯定的口气，改为“引起注意，可以讨论”的调子。

　　作为补救，半个月后的3月30日，《人民日报》以《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为题，刊出安徽省农委干部辛生、卢家丰的来信，驳斥了张浩的观点。

　　九、“不许”改成了“不要”

　　1979年3月24日结束的七省三县座谈会最终作了妥协，经华国锋同意，在后来由十一届四中全会审定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决定》中，写下了下面的文字：“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

　　杜润生说：“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允许在特殊地区实行包产到户，这就为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转变奠定了基础。”

　　与三中全会通过的草案相比，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将“不许包产到户”，改成了“不要包产到户”，口气显然温和许多。

　　决定中还有一段文字：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杜润生说，这句话等于批准了既成事实。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进两步退一步的螺旋状态中往前发展的。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前，农委的两位正副主任将讲话稿一同交李先念副总理审阅。两稿的分歧在于一个特别强调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一个提出要允许地方搞包产到户试验。李先念认为“王（任重）的讲话很好，内容、文字均好”。

　　杜润生无奈，只能找刚刚从四川省委调上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商量，怎么办？

　　杜回忆：这位副总理说，他在省里工作的时候，是搞包产到组，没有更多地支持包产到户，用扩大自留地的办法，满足农民的这种要求。他认为，包产到户这类问题，可以让大家试，不宜堵死。先念、任重他们有意见，文件还要发，可以不用国务院名义，以国家农委名义下发。于是就把问题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