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公社干部问他：“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搞包产到户可行？”

　　万里：“行，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谁学都行。”

　　1979年当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到13.3万斤，比1978年增长6倍，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从1957年起23年来，这个年年吃国家救济的“三靠村”，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6．5万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油料超额20倍完成上缴任务，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

　　万里把小岗人塞给他的炒花生带到了省委常委会上，让大家都尝一尝这丰收后的果实，分享农民的喜悦。

　　但是，那天吃过花生的人中，却有人敏感地嗅到了花生中姓“资”、姓“修”的味道。

　　十一、邓小平讲话了

　　1980年3月，万里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国务院任副总理。刚到北京，迎接他的是《农村工作通讯》上接连发表的两篇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对包产到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来头都不小，负面影响很大。

　　在那一时期，许多省的机关报上，也都刊发了对安徽各种责难的言论文章，一篇篇檄文充满了批判的色彩。

　　湖南：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湖北：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绝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

　　在与安徽省交界的一些省份，田间、高岗、路口挂满了抵制标语。有人还用高音喇叭不断向安徽这边广播称“坚决反对复辟倒退”。

　　万里交待张广友、吴象写文章反驳，并特别说明，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文章很快写好了，题目是《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万里看后，建议以安徽省委农工部名义在《安徽日报》发表。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走，安徽就迅速进入了一场“倒春寒”。

　　继任省委第一书记在几天后的蚌埠会议上，特别讨论了文章的去留后决定，此文不宜在《安徽日报》发表，更不宜用省委农工部的名义发表。

　　这是一个信号，安徽的形势陡然紧张起来。王郁昭回忆：“从1980年3月8月，安徽省委连续在蚌埠、芜湖、巢湖和合肥召开4次会议，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起猛烈冲击，搞得人们特别是在县以上干部中思想混乱，惶恐不安，普遍担心又要反复折腾。”

　　在蚌埠会上，继任第一书记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争时，曾批判伯恩斯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只顾眼前利益，主张运动就是一切，主义是微不足道的，为了一个戈比而斗争。包产到户虽然能增产，但不是我们的方向，对老百姓来说情有可原，对我们县以上干部来说，头脑要清醒，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犯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错误。”

　　王郁昭的脊背一阵阵发凉。这不摆明了在说包产到户是机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嘛？

　　许多人脑海里一团乱麻。省内各地农村形势急转直下，骤然变冷，有的县急令不许搞包产到户，搞了的要限期收回。除了滁县这个“孤岛”，安徽其他各地几乎都在向后转。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终于讲话了。

　　1980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为中央即将召开的编制长期规划会，召集了杜润生等人开会。谈到粮食问题，杜发言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姚依林点头称是，遂到邓小平处汇报，胡耀邦、万里都在座。

　　邓小平听了姚依林转述的关于让贫困地区包产到户的建议，立刻表态：“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

　　这是邓小平首次公开表态赞成包产到户。姚依林立刻就回到会上传达，但是叮嘱大家不登报、不上文件。

　　一个月后，邓小平的态度就更加明朗了。5月31日，他约见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很自然地就提到了安徽的凤阳和肥西，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