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找到总书记胡耀邦，他对胡耀邦说：“中央决定中规定不要包产到户，我们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作违纪违法，这样不行啊！是不是先开一次省委书记会，大家通通思想？”

　　多年后，吴象深情地回忆起胡耀邦与万里的挚交。吴象说：他们都是豪爽真诚的人，胡耀邦原来见万里大大咧咧，心想这个山东硬汉一定是举重若轻，不会有什么难倒他的事，后来才了解还有这么一道“紧箍咒”。

　　胡耀邦完全赞成万里的提议，并立即表示要从各个方面同他一起解决这个“违纪违法”的难题。

　　万里举目四望，他发现，他能找到的同盟者只有杜润生，他请杜润生来主持起草会议文件，并对文件作解释和说明。

　　万里对杜说：“一定要把原来中央决定中的‘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最好是‘支持包产到户’。”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

　　杜润生为会议亲自起草文件。草稿中写道：“要尽快建立农业生产的责任制，不论任何地方都要有责任制，责任制形式则要因地制宜，要遵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

　　草稿在农委会议上讨论，参加的有杨立功（时任农林部部长）、钱正英（时任水电部部长）、陈国栋（时任商业部部长）等。但是杜润生怎么也没想到，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他的稿子，都反对“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提出：只能“划一个界限，贫困区可以，其他地区明确不准包产到户”。

　　会议记录交由万里审阅，万里慨叹，除了杜润生，整个国家农委都反对包产到户。

　　第一书记座谈会还是如期召开了。无论是万里还是杜润生，都预感到这个会一定不平静。会议由胡耀邦主持，华国锋到会。

　　文件讨论稿被杜润生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但依然阐明：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尊重群众的选择。

　　在座谈会上，杜润生对此作解释说明：“现在群众乐于接受公有土地、家庭承包。有的是联产计酬，有的是大包干，有的实行专业承包或小组承包。这么多的形式，今后应听任群众自由选择。”

　　农委副主任张平化紧接着发言说：“文件经过农委讨论，但润生同志的讲话农委没有讨论。”

　　分歧立刻显现出来，继而变得更加白热化。

　　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杨易辰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他发言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

　　池必卿立刻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争论针锋相对。

　　杜润生在会下征求北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吉林、辽宁、山西、河北等地区领导人的意见，他们都认为三中全会以来集体化取得了伟大胜利，有错误已经纠正了。“所以一定要在贫困地区设个‘闸门’，以免包产到户自由蔓延”。

　　杜润生回忆说：“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跟毛主席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其中有一位在会议休息时间特别拉住我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杜润生只有无奈地苦笑。

　　会议在这样的交锋和矛盾中尴尬地结束。杜润生还记得，为了解决分歧，会议闭幕前，他和胡耀邦、万里讨论，商量处理办法，两次改写文件。最终形成的文件当然还是一个妥协的文件，文件里增加了几段话：

　　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民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群众的一些做法必须改革。

　　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愿意选择家庭承包的也不要硬纠。

　　对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华国锋对这一改动表示很满意。他说：“这样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