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第二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庭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冷汗，第一个反应就是——快让他们停下来。

　　“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一字之差，而性质完全不同。包干到户，农村土地真正实现了两权分离，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农民通过承包获得对土地的经营权，农民成了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简而言之，包产到户是农民对所种植的作物产量的承包，而包干到户则是对土地经营权的承包。这就是“小岗模式”的核心所在，如此模式，农民用和平的方式夺了集体的生产经营权，未来必将动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

　　陈庭元深知个中含义，深知若要杀头，第一个引颈待戮的就应该是他。

　　很多年后，当年带头搞大包干的小岗村生产队长严俊昌回忆说——

　　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公社党委就找到我，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连看三天，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说，你快带我看看。

　　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让他干三年。

　　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看了，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他又问，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委批你干三年，我批你干五年。

　　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作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相信严俊昌一定很难体会万里此时的矛盾心情，因为无论是宪法还是中央文件，依然明确规定“包”为禁区。

　　八、“张浩事件”

　　1979年的早春，安徽、四川等地农村的骚动，直接引发了北京及中南海的特殊关注，兴奋、担忧、不安和恼怒交织在一起。

　　1979年1月，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王任重任农委主任，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任副主任。这一年，杜润生已经66岁。从1962年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毛泽东撤销之后，这位原秘书长也因为邓子恢的挨整一直被晾在一边。毛泽东当年的语气很不客气：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没干过一件好事”。

　　临上任之前，不少老同志劝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千万不要再搞包产到户了。

　　但是这个“蛰伏”了17年的老人早已有了自己的目标。很多年后，年逾90岁的杜润生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感慨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境：“包产到户，1979年初得到安徽、贵州等地大量事实的正面印证，使我将家庭经营引入合作制的信念更加坚定起来。”他坚信：“农民的要求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历史终归会向合理的方向发展。”

　　3月1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由杜润生主持，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和全椒县委书记王杰代表安徽参会。

　　15日，周曰礼发言。他谈了整整一天，说的都是这半年来安徽搞包产到户所取得的经验和成绩。回忆起1979年在北京召开的这个会议，周曰礼至今都心潮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