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才会有了后来这种睁眼闭眼的拖延。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对待农民自发改革的态度，后来被写入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

　　五、两个“不许”干

　　万里开完省委常委会后不久就赶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被认为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会上，农业问题是重要的讨论内容之一。会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的讨论稿》等3个农业文件。文件再次提出了学大寨的目标，要求各地将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去”。

　　但是，代表们大多都对文件提出了异议。与会者对文件回避当前农业的严峻现实表示强烈不满。

　　王震沉痛地说：“看了看贵州，那里的农村生活水平，有的还不如我们长征经过的时候。全国解放已经30年了，不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我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究其原因，有代表表示，农业上不去，根本原因就是左倾路线所致，对农民卡得太死，怕农民富起来，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不够正确，在生产关系上搞“穷过渡”；在具体工作中没有真正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基础位置上。有代表分析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弊端。还有代表提出了农业学大寨要总结经验，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

　　在那个会上，代表们强烈要求修改会议提交的3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各组认真递交了书面修改意见。要求对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左倾路线进行清算，成了大多数代表的共识。但究竟往后怎么做，分歧依然极大。

　　万里、周惠（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几个省委第一书记联名向中央提出，文件中不应该再写上“不许包产到户”，至少应该允许部分贫困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但这个意见没有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的支持。吉林省委书记张根生回忆说，当时，多数省委书记和中央领导人如华国锋、王任重、杨易辰等，仍是同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同意包产到户。

　　最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交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明确规定：不准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是同意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专业承包，超额奖励”。

　　这已经让某些省的书记们暗暗称快了。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一回去就说：“从总体上讲，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已经扫除。”

　　会议在12月23日结束。很快，万里返回了安徽。在省委会上，万里传达三中全会精神。针对中央文件上的“不许”和“不准”，吴象回忆说，“这时候万里很强硬，他说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不是照抄它的字句”。

　　六、开始了包产到户

　　不久就是1979年的春节了。刚到年初六，万里就派周曰礼为首的工作组来到了山南公社，向农民宣讲三中全会精神，文件读完后谁也不发言。周诱导性地让大家回忆这30年啥时候日子最好过，这下，七嘴八舌地都说是曾希圣搞责任田的时候最好过，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

　　周曰礼：“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就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社员：“包产到户叫不叫提，中央文件上讲不许干。”

　　周曰礼：“你们觉得包产到户好也可以提。”

　　社员：“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了两个‘不准干’，中央不相信我们嘛。”

　　当天，周曰礼回到合肥，当晚就向万里汇报山南的百姓呼声。万里觉得有必要立刻召开常委会，要在常委会上讨论这个重要问题。

　　第二天的常委会开了半天，有的说，一旦表态同意农民干，这不明摆着是违反中央文件，我们不能做；也有人提出，向中央写报告请示，中央同意了，我们再表态。王光宇则用心良苦地提起了1961年曾希圣的责任田，说“责任田是救命田”。

　　吃了午饭常委会接着开，万里别有深意地说：“包产到户的问题，过去批了几十年，许多干部被批怕了……但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过去提倡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要靠实践来检验。”

　　最后，万里终于下了决心：“我们就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试点，进行包产到户试验，搞一年，年底总结，这个办法好，我们就搞，不好，我们就收回来。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那就调一点粮食给他们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