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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改革起点实录:伟大的第一步


  与此前的中央“农业六十条”相比,这种大寨路线显然已经严重地偏左了。但中央依然认为还不够。

  1976年12月,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三个月,中国百废待兴,华国锋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再次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距上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只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可见,在那个时候,从毛泽东到华国锋,大寨这个典型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1977年,党的十一大召开,华国锋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

  三、交锋

  1977年的冬天到来了。

  北京。1977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华国锋在会上说: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座谈会要求当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选择10%左右的大队“先行过渡”。会议形成一个汇报提纲,即《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党中央随即以1977年49号文件转发了这个汇报提纲。

  座谈会将已经严重偏左的党的农村工作路线又一次推向了极端。如此这般,农民本来就被割短的“资本主义尾巴”将一点不留,农民本来就缺少的自主权将荡然无存。许多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各省干部回忆起十几年前的那场大饥荒,无不心有余悸,浑身发冷。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1977年11月15日~21日,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万里等人力排众议,最终以省委决定的方式出台了“省委六条”。

  “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农活的不一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不急于搞“过渡”;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

  万里在会上说:“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主要靠政策,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农村的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

  此前无人敢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生产”。

  很显然,安徽“省委六条”与刚刚下发的“中央49号文件”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安徽“省委六条”,彻底否定了“穷过渡”的发展方向。

  这是一出对台戏。

  万里深知,“六条”在这个时候出台,犯了大忌,也犯了天条。但这个出身于孔孟之乡、深谙圣贤之道的秀才心里有底。他说:“我们的办法是,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总是应当允许的吧?”

  1978年1月4日~26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机械化会议,要求省委一把手参加。万里拒绝了。他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替他去。临走前,万里嘱咐说:“你去了只听只看,不发言不吭气。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回来后也不必传达。”

  很多年后,万里回忆说:“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已经抛弃了学大寨那一套,而必须改弦更张,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我们当时的决心是,不管上面那些假、大、空的叫喊,一定要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切实实解决面临的许多问题。我们不能只看领导眼色行事,必须对本省人民负责,在我们权力范围内做我们应该做、能够做的事。”

  对于“六条”的效果,万里派他的记者朋友张广友和吴象到农村听听反映。张广友回忆说——

  我们到了六安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正赶上他们宣讲六条。广场上人山人海。台上,干部拿着文件一字一句地念,台下,群众侧耳静听,鸦雀无声。文件刚念完一遍,台下就喊,再念一遍!每当念到了群众喜欢听的关键地方,比如“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时,台下有的群众就高喊,再念一遍这句话!我问身旁一位老汉,这六条,哪一条你最高兴。他说,我都高兴,最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受限制。生产队干部说,我们最高兴的是专门写了一条,“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明确规定了生产队在保证完成上缴任务的前提下,有权因地种植,任何人不得干涉,这下子瞎指挥可行不通了,今后再也不会出现毁了花生种稻子,拔了瓜苗种玉米之类的伤心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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