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2010年1~4月，有一个中部地区的县级市就靠“捡破烂”，实现销售收入34.5亿元，缴纳税收1．76亿元。继去年实现销售收入80亿元后，这一数据有望在今年突破百亿，这就是曾经以贫穷著称的安徽阜阳界首市。

　　2004年12月，刘玉建从阜南县委副书记调任界首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当时安徽61个县（市），界首经济实力排名倒数第三。当年6月，界首市化肥厂破产倒闭，标志着全市262家企业“全军覆没”。刘玉建说：“除了洗澡堂子的锅炉还在冒烟，全市没有一家工厂冒烟。”

　　对比上世纪80年代的盛况，人们有理由感到寒心。改革开放之初，界首人抓住了短缺经济时代的商机，全市生产的3000多类产品有20多项“部优”。1989年,界首综合经济实力在全省名列前茅，成为安徽省首批成立的5个县级市之一。然而，到2004年年底，刘玉建和他的同事们面对的却是1．6万多名下岗工人，“连老师的工资也没钱发”。

　　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市场竞争残酷、企业管理经营不善自不待言，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阜阳市几位落马的主要领导在任时制造的“人祸”。

　　要消除政治生态受到严重污染后带来的不良影响，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四个字：发展经济。

　　作为农业区，界首的发展资源并不丰富，全市总面积667.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2万亩，人口73万，人均耕地不到一亩。地处洼地，老百姓种粮丰收的希望常常被洪涝淹没。外出打工的大军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捡破烂。正是这支吃苦受累又不体面的捡破烂大军，成为日后界首重新崛起的基础力量。

　　界首人收购废旧电池、电瓶、铝、铜、塑料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000多年前，勤劳俭朴、珍惜资源的界首市田营镇人就开始用铅做釉烧陶制瓷。“拉着红盆走四方，换来米粮度饥荒”，成为新中国刚成立时一段时间田营镇人的生活写照。上世纪80年代初，陶瓷作为生活必需品逐渐被塑料及金属制品代替，但铅作为一种工业原料，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于是，当地群众把目光瞄向了这一产业。他们把收购来的废电瓶拆解后，“一口锅、一把柴”，土法冶炼再生铅。以朱桂贤为代表的小业主开始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

　　同期，以西城镇为中心的废旧金属收购和以光武镇为中心的废旧塑料收购业也悄然兴起。在当时，再生资源产业还仅仅停留在回收的范畴内，没有多少加工的成分，还谈不上形成“再生”利用产业。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田营、西城、光武等乡镇陆续出现一些废旧金属冶炼点和废旧塑料加工点，并且呈快速发展之势。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界首市的废旧物资收购队伍发展到两万多人，足迹遍布国内外，加工户达200多户，再生金属产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再生塑料产业“家家收购、户户加工”，一时颇为壮观。当时界首人心里没什么“循环经济”的概念，能“来钱”就成。

　　粗放、原始和散放的经营方式虽然“来钱”，但也污染环境。群众举报，媒体曝光，上级部门注意，“不得劲儿”来了—田营再生铅加工被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列入取缔或关闭名单，安徽省环保局也把它作为挂牌治理的重点之一。1998年后期，界首市将年产量2000吨以上的11家冶炼企业统一搬迁到远离村庄的低洼地，实行集中管理，集中治污，其余小冶炼点全部取缔。将再生塑料产业全部从村庄内迁出，规定在指定区域内划片经营，防治污染。这一阶段，界首的再生资源产业发展缓慢，没有在生产工艺和科技水平上实现大的提升。

　　2004年，界首市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对再生资源产业重新进行把脉问诊，建设循环经济工业区的规划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全市财政收入只有1亿元，保工资、保运转都有困难，哪有资金用于园区建设？最终，全市干部用工资集得1120万元集资款，为界首园区建设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截至2009年年底，界首市本级园区和田营、西城、光武、鸭王4个循环经济工业区已累计完成投资29.5亿元，完成了工业区内的水、电、路、通信及绿化、亮化、美化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大批客商入园创造了条件。

　　园区建好后，界首市委、市政府除兑现现有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以外，对新上的再生塑料项目、再生金属项目还另外给予奖励：固定资产达100万~300万元奖励5％，300万~600万元奖励6％，600万~1000万元奖励7％，1000万元以上奖励8％。2005年~2009年，4个园区入驻再生金属、再生塑料生产深加工企业208家，带动了全市6万多人就业；实现税收2．82亿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55.3％。至此，界首市再生资源产业步入“星光大道”，治污水平，技术改造，以及市场规模都有了大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