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路村庄几乎一切有墙的地方都刷着“大跨度，超常规，争一流”“谁致富，谁光荣；谁贫穷，谁无能”这样的标语；肮脏、破旧的公共汽车挤满了风尘仆仆的农民，奔驰在乡间公路上；尚未脱贫的人们兴致勃勃又精打细算地购买着廉价劣质的工业品；用打工挣来的钱苦苦支撑孩子教育费用的愁容满面的父亲；在“富民工程”口号下强行上马的村办面粉厂……

　　“在西方与城市高消费文化强烈刺激下，被激发出来的无限欲望正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每结束一天的调研，曹锦清就在笔记中详细记下所见所闻所想。后来这些夹叙夹议的文字原汁原味地保留在了《黄河岸边的中国》这本著述里。

　　显然，多年来按照某种规则运转着的乡村传统秩序，在内外力的冲击下被打破了。虽然不及沿海发达地区对于财富积累的疯狂，躁动不安和生怕被落下的恐惧是一样的，一向“知足常乐”又慢节奏的村舍概无例外卷入到了对财富的崇拜和攀比中。

　　“的确，穷有穷病，富有富病，与穷病、富病比，穷还急着富的病更可怕。在调查中，一位基层干部对我说，在生产力低下的中部农村，要用三五年或八九年时间赶上东部沿海地区，是不切实际的。”

　　地方政府急于迎头赶上的急迫和焦虑显露无疑，迅速富起来的愿望与可以迅速富起来的条件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在某些局部变得扭曲。

　　对于一些地方官员与农民共同防忌的问题，曹锦清就只能仔细观察，晚上回到小旅馆或者农民腾出来的空房间，再赶紧拿出本子记下来，并附上自己的思考和解读。

　　不忌讳的情况下，他也会拿出笔记本和农民们算算收入支出的明细账。看到算出的结果，农民们都很吃惊。而曹锦清对于这种吃惊本身感到吃惊，因为他发现，即便是曾经上过高中的农民，也从来没想过像一个企业主一样去关心种地的投入和产出问题。

　　地点一个一个累积，资料一步一步丰满，转型中的中原乡村社会，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民与土地、与市场、与社会、与政府关系的变化……就像拼图一样，一块块珍贵的碎片被捡拾起来，关联起来，一个改革开放后中部乡村的真实图景逐渐清晰完整起来。

　　2000年，《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出版，旋即销售一空。此后连续再版十余次，累计发行超过5万册，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调查报告类最畅销的书籍。

　　书是2000年12月出版的，2001年3月份北京召开全国两会，有代表就是拿着这本书呼吁国家重视三农问题，重视在东部沿海开放城市高速发展对照下的中西部乡村的现实状况。

　　但是曹锦清并不认为这是他的功劳，他曾用“一石激起千层浪”来给予解答。

　　“石头与千层浪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单线因果关联呢？”他说不是，如果同样的石头扔进草丛里，只有几棵小草摆动几下便悄无声息了。扔进早已起浪的江河湖海更是没有影响。恰巧扔进平静的水塘，于是起了千层浪。

　　“这是石头之功还是水之功呢？我说石头只是个外因，内因在水本身。”曹锦清说。

　　四

　　这份调查报告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发表，原本是作为内部读物进行印刷的。曹锦清因此被请到出版社进行文稿校对。大概进行了一天的时间，他早上去的时候几个工作人员齐刷刷地站起来迎接，他也没有太在意。校对完准备离开的时候，工作人员又站起来示以同样的尊重。曹锦清心里也打鼓，不知道这样一份报告会有怎样的影响，当时又不方便问。

　　“后来呢？”我问。

　　“后来就有一个人送我到门口，然后站住了，握了一下我的手，非常郑重地跟我说，‘曹老师，谢谢你。’”曹锦清说他这个人不轻易动感情的，那个时候眼泪差一点掉下来。

　　当然，这本书的写作方式也引起学术界的一些争议，学术理论与报告文学是不是没有区别了呢？人们提出疑问。

　　曹锦清也因此苦恼了很长时间。他说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得处理两对关系，一是人的主观性与外部世界客观性之间的矛盾；二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人的社会行为是一种可以观察到的社会事实，人赋予自身行为的主观意义对研究者来说，是另一类更重要的社会事实。

　　“关于一般与个别，科学与人文处理的方法是有区别的，我把科学的方法概括为‘通过个别而获得一般’，如在自由落体公式h=1/2gt2中，研究者、个别实验及实验过程都不存在了。我把人文方法概括为‘在个别中直接呈现一般’，这种直接呈现一般的个别，我称之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