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开放城市正在大踏步奔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而沿着铁路线进城的数以万计的农民则徘徊在现代化的大门口，拎着蛇皮袋不断地往里张望。

　　逐渐地，工伤事故被频繁报道出来。因为操作机器不善而被切断了手臂；进入工厂之后身份证被统一收走；怕工人从厂子里偷东西出厂要例行搜身；工人挤在肮脏不堪的大通铺里，没有福利可言……

　　这对从事农村研究的曹锦清造成了很大冲击，时至今日说起来依然有些激动，“农民工是供大于求，而且是绝对剩余啊，就是资方对劳方的绝对的优势呀。”

　　绝对的优势意味着其中一方缺少制衡的能力，这是工伤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1993年11月，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的一家玩具厂发生了一场火灾，被视为那一时期一个代表性事件。这场大火烧掉了几十名打工妹鲜活的生命，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农村，这场大火触痛了社会的神经，也由此引发了更广泛层面的讨论。

　　为什么这些人前赴后继要到发达地区去？他们身后的家乡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农村的问题已经被感知到了，尤其是农民负担问题，但是不系统，具体怎么样搞不清楚，这些信息被沿海的光芒遮蔽了。都是看着沿海发达，然后就是出国热，都关注这个东西，包括电视剧也是，农村的情况没有大规模见诸报道的，大规模视而不见。”曹锦清说，这是促使他后来去河南调查的一个直接动因。

　　与沿海开放地区相对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境况，在更大层面更具体问题上的认知滞后了。有人深陷在时代的洪流中无暇他顾，有人看到了更远更深刻的东西并试图一问究竟。曹锦清显然属于后者。

　　1996年5月的一个清晨，与前来送行的妻子话别后，曹锦清登上了开往河南的138次快车，向着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开封市驶去。

　　他在当天的笔记中写到，“这次河南之行，仿佛有一种回归故里的感觉，我要亲临黄河，聆听她的千年倾诉。我要踏上这块古老的平原，看看至今仍然从事农耕的村民与村落。”

　　没人要求他这么做，甚至调研经费也是“化缘”化来的，他只是遵循着内心的召唤，做了据他说只是“一个研究者该做的事情”而已。

　　然而当我们梳理过往，就会发现这召唤由何而来。乡村在他人生中所占的分量太重了。黄河沿线这趟历时两年又风尘仆仆的调研，只是偶然中的必然罢了。

　　二

　　曹锦清的童年是在乡村度过的。

　　由于家庭变故，5岁那年曹锦清被送到了浙江龙游县的外婆家，一个叫做横路祝的小山村。于是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跟着大人砍柴喂猪，看着村民夯土垒墙。10岁那年龙游乡村闹饥荒，吃不饱饭，外婆给母亲写信，这才辗转来到上海。

　　乡村的这段生活经历，不能不影响到他长大后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方向。

　　初到上海是1958年，一家人住在南市区的老房子里。那时候的南市区密布着工厂，人们早起晚归到工厂里做工，日复一日。初到大城市的曹锦清并没有感到新奇，反而觉得机械单调，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

　　后来家里增配了一间5.8平方米的亭子间，这个下有三家合用的灶间、上有晒台的亭子间就变成了少年的卧室和书房。曹锦清在墙上贴上用毛笔写的“为谁活，怎样活”六个大字，一位少年探索人生意义的历程开始了。

　　他读遍了学校里能够找到的有关人生意义的青年修养书籍，高一那年突然又觉得人生的意义可能深藏在浩瀚的星空中，于是买了《天文学教程》和一些旧天文学杂志，磨制镜片，自制望远镜，苦苦求索，始终找不到答案。

　　还是乡村给了他一点启发。

　　有一年他回龙游，满脑子装的也是这样的问题，于是问他的外婆，人活着到底为什么？外婆说，“孩子呀，人活着不就是让乡邻乡亲说你是个好人吗？”

　　外婆懂点医术，十里八乡的孩子生病了经常会抱来给她看。外婆摸摸头，烧炷香，临走再包些中草药，小孩的病很快就能好。曹锦清知道外婆给乡村的孩子看病从不收钱。

　　但这显然不足以解答少年心中的困惑，他又去问已有四个孩子、累得未老先衰的表姐，人活着有什么意思？表姐说人活着根本没什么意思。

　　他又拿同样的问题问全村人公认的最能干的大舅妈，她说“傻孩子我告诉你，只吃不做是猪种，只做不吃是牛种，做做吃吃是人种。人嘛，就是干活吃饭两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