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一向沉默寡言的老外公，外公正在屋后大樟树下劈柴，听了他的发问放下柴刀，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一言未发又去劈他的柴了。

　　“这些场景如今说起来历历在目，你说他们的回答哪个是真理？很久以来我才不得不承认实证主义的说法，人生意义一类问题属于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价值判断是不能通过事实判断得到证实或证伪的。”曹锦清说。

　　南市区每天的生活都是从拉粪车的吆喝声开始的，大人们要工作，学生们要上学。到了晚上，曹锦清就回到属于自己的亭子间里，格外想念有外婆和伙伴的乡村生活。

　　可是到了1968年，高中毕业后的曹锦清来到崇明岛的红星农场插队，本来怀念着乡村的他却发现那也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直到四十岁那年，也就是文化所成立的那一年，曹锦清读到了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其中的一个观点对他触动很大。即当一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底层阶层的头脑都提出“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时，表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各社会阶层都先后越出原有的生活常轨而置身于一个全然陌生的社会环境之内，故而发生“人为什么活着”或“生活意义在哪里”这一令人焦虑的永无终极答案的大问题。当社会生活沿着原有常轨进行的时候，传统的习俗、风尚、教育等等已经规定了生活的意义，已经解决了“为什么而生活”以及“怎样生活”这两大问题。所以，人生意义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恰巧就处于这样一个社会结构重大转变的阶段。有人一夜暴富，有人则挣扎在贫困的边缘，贫富差距拉大，原本平平的社会结构极速瓦解。物质上看起来比起之前好太多了，但是普遍的感觉是活得挺累，活得空虚。所以后来有了围绕潘晓提出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样的问题展开的社会层面的大讨论。

　　为了对抗这种经济转轨带来的精神层面的虚无，很多方面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开展老一辈讲述当年人生理想的活动，追问他们年轻时的奉献到底为的是什么，以期给年轻一代以精神上的指引。当时上海还树立了一个典型，讲的是下岗女工查文红在穷乡僻壤义务任教的事。其中查文红有一句话，说的是“我是为孩子们来的，在这里我感到活得很有价值，这就够了”，很能与当时年轻一代普遍找不到人生价值的状况相对应。

　　也就是那个时候，曹锦清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放下“人生意义”这样形而上的问题去关注现实。了解这个变动的社会实在是太重要了，曹锦清开始了从哲学研究向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转向，并且在文化所四个组里选择了相对偏门的农村社会研究这个方向。

　　而这些，都成了后来那趟著名的黄河边之行的细微铺垫。

　　三

　　1996年5月12日清晨，138次列车很快驶离了躁动现代的大上海，驶入广阔古老的乡村。一个中年学者带着他的疑问和关切，随着隆隆的车轮声，慢慢浸没在早晨太阳的光晕里。窗外景物飞逝，一切都是看似熟悉而又未知的，他要探寻的就是这熟悉当中的未知。

　　相较于改革前沿的大上海，20世纪90年代末的河南乡村还处于一种前现代的势能当中。即便如曹锦清所认识到的乡村具有相对于城市更大的包容性，熟人社会的组织结构也不允许一个陌生人轻易入场。作为一个南方来的学者，人生地不熟，为了能够顺利进入乡村颇费周折。最后还是通过河南大学的朋友取得了一张进入乡村的入场券。

　　5月30日，进入兰考县小靳庄。兰考是60年代中期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30年过去了，茫茫盐碱地、风沙地不见了，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行将开镰的小麦和纵横交错的阡陌沟渠。所有村子都掩映在绿树丛里，那是焦裕禄提倡种植的泡桐。

　　“到小靳庄老李家时，已经晚上8点，站在大门口的老李妻子，看上去眼熟，像我老家的表嫂。老李3个孩子，大女儿已结婚，小儿子读初三。大儿子和女朋友在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后来他们告诉我，那温柔的女孩是河南大学某教授的女儿，两个人正做着金榜题名的梦呢！”曹锦清带着感情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他就住在老李家，在这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在河南乡村奔走，经常就住在像老李这样的农民家里。“化缘”化来的那点经费，有一部分就给了这些农民，看着穷一点的就多给一点，富一点的就少给一点，用在自己身上的就是最最基本的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