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环游戏小组就这么诞生了，大家总是亲切地叫它“四环”。相处没多久，张燕就发现，这群孩子十分独特。摊贩们每天天不亮就要去上货，晚上收摊后还要盘点这一天的收入，并为第二天做准备。所以孩子们的生活作息也跟大人一样，晚睡早起，吃饭不定时。“我们那时候就会针对这一特点，强调游戏活动的程序感，固定每日的活动流程，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建立秩序感。此外，四环面对的是外来务工群体的孩子，所以我们的玩具和课程材料的开发，多重视乡土经验和利用生活资源。春天就会带孩子们做迎春花树，把葫芦涂上各种颜色来装点院子。有的家长以前在村里是舞龙队的，就跟四环的一些家长组成舞龙队，带着孩子们一起玩，支架都是用废弃塑料桶和木棍做的。”张燕说。

　　最开始，家长们觉得，四环就是一个幼儿园，把孩子送去就可以了，只要这会儿有人带孩子就行了，并不想深度参与。但在四环以“参与者”为中心的课程模式中，家长被认为与孩子同等重要。

　　让这群本就为生计忙得团团转的家长参与进来，可不是件容易事。志愿者们每天组织完孩子活动后都要“下摊位”，和家长们沟通孩子最近的表现，“今天这个孩子会唱歌了，明天那个孩子有了新伙伴。”很多家长平时根本没注意到自己孩子的优点和进步，被细致传达后，感受到孩子成长的喜悦，慢慢就愿意参与了。“开家长会的时候，有的家长怕耽误生意，死活不愿意来，我们就替他们看摊，让他们去开家长会。结果，开了一次就上瘾了，成了铁杆家长。”张燕回忆到。

　　“一定要让家长实地感受到孩子们的成长，他们才会真心愿意参与。”于是志愿者们拉动家长担任辅导老师，最后形成了每个家长每周值班半天的制度，这也为四环后来“妈妈老师”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四环的身份，悬而未决

　　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四环的志愿者和家长们逐渐成为了一家人。冬天到了，家长们会拉着他们去服装区，亲自跟摊贩们砍价，只为让他们买到最实惠的过冬衣物。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也都会第一时间招呼志愿者们来聚餐。每当有志愿者担心添麻烦而推脱好意时，家长们总是说，“别那么见外，咱们是自己人。”

　　如果故事能到此为止就好了，就是一个民间自发的草根组织从初生到落地，并与周围社区融为一体的暖心故事。可小草的命运总是伴着风吹雨打，并在一次次的洗礼中，寻找生命新的可能。

　　当时四环面临的困难之一便是，北京一旦发生重大公共卫生或安全事件，四环就会被关停。志愿者们担心停止活动，孩子们回到市场的环境里更危险，并且停了再聚起来也难，所以打起了游击战：到废弃的健身器材室、摊位前的空地、胡同口的通道、后海公园……开展活动。“到了就把报纸往地上一铺，一群人坐在一起，给孩子们讲故事、教折纸或做操。”

　　一群孩子待在一起难免吵闹，路过的居民看到了，冷言碎语不少，有时还会骂骂咧咧，他们只能到处“流窜”。“这有空地这边摆，那有空地就在那边搭。”最害怕的就是城管，志愿者说：“像摆地摊的一样，看到了就躲。”安全问题也让志愿者们提心吊胆，“有时候带着二十来个孩子走在马路上，又怕车把孩子给碰着了，也怕孩子丢了。”

　　2010年年初因为安全排查问题，市场管理办不再愿意承担支持四环的风险。5月5日，来不及告别，来不及举行仪式，甚至来不及伤感，这个曾经回荡着孩子们欢笑的场地，就被一纸通告无限期关闭了。

　　志愿者们只好带着孩子们在附近的空地上四处打游击，好在之前积攒了不少经验，倒是可以应对，但这次谁也不知道游击战要打多久。而且志愿者们的笑容似乎少了，那时大家笼罩在一种心中暗自生长，却没人说出口的情绪里：长此以往，四环就要面临解体的危险了。

　　但小草从来不坐以待毙，而是不断寻找新的生长空间。当时四环的肖校长跟其他家长和志愿者们一起，积极与社区沟通，四处留意房屋信息。在一次进货的路上，新街口北大街大半截胡同贴着的一张民房招租告示，吸引了肖校长的注意，他赶紧和房东联系。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的租金是每月6800元，半年起租。这让肖校长犯了难，自成立之日起，四环就未曾以盈利为目的。平时的花销就是孩子们的学习资料打印费，和志愿者每人每月20元的交通补贴，这些都是从张燕的科研经费中拨出。所以，四环几乎是零成本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