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等跨越，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三农

——对话马晓河

　　

　　

　　

　　

　　马晓河

　　

　　

　　

　　

　　资料图

　　

　　

　　

　　

　　

　　

　　

　　

　　

　　

　　

　　

　　

　　嘉宾

　　马晓河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主持人

　　白锋哲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知宜

　　见习记者

　　

　　对于我国而言，农业现代化、农村投资和消费增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乡村治理等都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体制制度结构转型密切相关，因此，在“惊险一跳”时期，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将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风险。

　　2021年，我们国家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与此同时，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深刻变化，面临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年一些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不能自拔的前车之鉴需要正视。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实现中等跨越，应重点关注哪些方面？与农业农村农民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十四五”时期是极为关键的时期，应该怎样发力？我们就此对话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马晓河。

　　

　　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

　　面临“惊险一跳”

　　

　　主持人：您认为，当前我国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最后“惊险一跳”时期，为什么说是“惊险一跳”？

　　马晓河：1998年中国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至今在中等收入阶段经历了23年。经过12年高速增长，于2010年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此后又经过10年快速增长，2020年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10610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我国正处于中高等收入阶段中间靠右临近高收入区域。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经济体人均GNI增长到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值相差20％至30％区间时，就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高风险区域。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一些与低收入阶段和中等收入阶段十分不同的矛盾问题。最突出的风险问题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转型冲突出现同频共振。此时如果应对得当，就跳上高收入国家，应对不当，即使跳上也会滑落。以阿根廷为例，阿根廷曾经跳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后又滑落，因为缺乏橄榄型社会结构。我国在2020年人均GNI是10610美元，距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是16.7％至16.8％，正好跨进了20％的区间，这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阶段，所以我说“惊险一跳”。这时候我们面临三大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是经济结构转型，第二是社会结构转型，第三是体制结构转型，三大结构转型以后，我们会稳定跨向高收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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