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从2011年到2020年，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从2.9倍缩小到2.56倍，但绝对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2011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民多14033元，到了2020年差距扩大到26703元。另外，农村内部群体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更应值得关注，从2011年至2020年，农村内部的群体之间差距扩大程度要远远大于城镇。我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但农村还存在大量低收入者，抑制了整体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和橄榄型社会结构形成。

　　主持人：反观日韩等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马晓河：日韩在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城乡关系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在城市化加速推进下形成了市民化社会结构，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快消除条件下构建了橄榄型社会结构，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农业也迅速实现了现代化。

　　当我们的公共资源一定时，把公共资源用在哪里，既能消除社会风险，又能加快社会转型，这是不一样的。政府有钱，给谁最好？应该给穷人，给最需要的人，因为穷人的边际效益最好。但是给的钱花完了怎么办？所以要建制度，提能力，这是基本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框架。建制度，就是加强和健全对低收入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提能力，就是注重对农民技能、能力等的提升和培训，缩小群体之间的能力差距。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系统性支持农业农村农民方面，与日韩当年的举措都是一致的，希望在制度性安排和支持上，力度再进一步加大。我认为，当前要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日韩是强制建立养老保障，城乡没有差别，全国统一的。此外，还要高度重视农村低收入群体问题，建议设立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十年倍增计划，促进他们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

　　主持人：您在研究文章中提到，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减缓趋势，与日韩的发展规律相反，应引起关注。但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反而是好事，可以降低城市化问题风险。您对此持什么看法？

　　马晓河：城镇化进程过缓，会抑制农业人口继续向外转移，既对农业进一步现代化带来不利影响，又会延缓市民化社会结构的形成。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首先是工业对农业的替代，尔后是服务业对工业的替代，在产业替代过程中还伴随着人口在地域空间上的集聚，这就是城市化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极大的进步，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20年63.89％。但同世界不同收入类型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上升快于同等收入类型国家的时期，只发生在低收入阶段后期和中低等收入阶段。进入中高等收入阶段后，中国城镇化进程明显放慢，城镇化率也明显低于同类型国家。

　　在工业化的中前期，城镇化滞后，有利于国家集聚资源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优势产业，并有利于推进城市现代化，但到了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要求转型内需导向、消费引领，还有迈向发达经济体要求构建一个充分城市化的市民化社会结构，此时城镇化滞后就成为抑制经济发展、拖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瓶颈所在。作为实现市民化社会的载体和依托，城镇化能将供给与需求两侧有效结合起来，从投资和消费两方面拉动经济增长，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让城镇化发展水平与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以社会结构转型带动经济结构转型。

　　主持人：您在文章中谈到，中国经济要迈上新的大台阶，需要加快推进城镇化，请您详细谈谈思路。

　　马晓河：从策略上来看，首先，要形成上建“群”、中构“圈”、下强“底”扩“底”的城镇化战略思路。上建“群”，就是要在全国区域布局上，构建一批生活和发展质量高的大城市群，形成骨干结点；中构“圈”，就是要紧密围绕各个大城市，发展起内部联系紧密、交通便利的依托城市圈层，群与圈结合，提升和带动城镇化；下强“底”，就是提高现有小城镇的人口承载能力，改善临近城市群和城市圈的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现一体化和均等化；下扩“底”就是对于现有贴近城市群、都市圈的人口超过2000人以上的行政村，要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与所在城市群实现同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