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们的产业依靠“两头在外”，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这种产业发展方式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会遇到国际市场需求的强烈约束，那么就对我们提出了改变原有方式、走产业高端化道路的要求。依靠技术引进和跟踪模仿是难以实现产业高端化的，产业高端化只能通过自主创新获得。提高原始创新和前沿性技术产生，还要依靠体制和政策引导。

　　主持人：您提到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农业农村发展都占据关键位置，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我国实现中等收入跨越的重大风险，为什么？

　　马晓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对于我国而言，农业现代化、农村投资和消费增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乡村治理等都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体制制度结构转型密切相关，因此，在“惊险一跳”时期，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将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风险。此时，必须从战略高度解决三农问题，抓住我国实现中等跨越的最佳机会。

　　比如经济结构转型，到了最后跨进20％的临界区域，消费率上升，投资率下降，需求结构中消费要上去，让消费引领经济。此时面临一个问题，农民收入如果上不去，消费上不来，那么整个社会的消费就上不去。在由消费支撑净经济增长的作用里，农民是一个大块。

　　再有就是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有两大指标，市民化社会和橄榄型社会结构。发达国家2020年城市人口占比都在80％以上，东亚国家比重更高，日本91％以上，韩国82％以上。因为东亚人多，资源稀缺，属于紧凑型城市化，或者叫密集型城镇化。中国面对的问题是，能不能在这20％区间内完成城市化建设，构建一个市民化社会结构。另外，橄榄型社会结构比较稳定，我国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怎么建立？这里又涉及到农民，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5亿农民里有大量低收入者。两个社会结构都建立起来，就稳定了，不容易滑落了。

　　总而言之，在实现中等跨越中，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急需扩大农村内需，需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社会结构转型中，建立市民化社会需要推进人口城镇化，橄榄型社会结构形成也需要农村低收入群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农民也要走共同富裕道路，也应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公平分享发展成果，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由政府提供的现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所以说，既要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也要从迈上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政策和体制保障举措上，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公共资源使用上

　　要注重建制度、提能力

　　主持人：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发展问题，目前我们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

　　马晓河：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四点，第一，农业处于半现代化状态，有可能会拖全面现代化的后腿。自2010年以来我们现代化取得了显著成就，包括农作物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率、农产品商品率、土地生产率等都在不断提高。但从比较的视角来看，几个关键指标距离实现基本现代化还存在差距。比如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从2010年以来是放缓了，这与日韩当年的趋势相反。

　　第二，我们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结构性矛盾突出。既有总量供给不足问题，也有质量和效率问题，特别是与城镇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基本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生产生活需要，但对于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城乡循环、扩大农村内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缺失。

　　以农村物流为例，农村物流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还存在堵点和梗阻，制约了农村消费提升，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约为城镇人口的50％，农村5亿多人口的消费还未释放，农村地区蕴藏着巨大的消费市场空间。这就要求乡村建设必须紧扣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筑牢消费“根基”，畅通城乡产品服务供应网络，打通消费“堵点”，强化消费基础设施建设，补齐消费“短板”。

　　此外，就学难、看病贵、养老难依然存在，省际间、城乡间社会保障差距大，问题突出。有的发达地区养老金比较高，比如上海、北京，而在不少地方，60岁以上的老人一个月养老金才100多元。在地域和城乡的待遇保障差距过大时，社会矛盾会出现风险点，这也是我说“惊险一跳”的深层考虑之一，因此制度上的改革必须要加快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