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等跨越，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三农

——对话马晓河

　　马晓河

　　资料图

　　嘉宾

　　马晓河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主持人

　　白锋哲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知宜

　　见习记者

　　对于我国而言，农业现代化、农村投资和消费增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乡村治理等都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体制制度结构转型密切相关，因此，在“惊险一跳”时期，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将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风险。

　　2021年，我们国家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与此同时，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深刻变化，面临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年一些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不能自拔的前车之鉴需要正视。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实现中等跨越，应重点关注哪些方面？与农业农村农民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十四五”时期是极为关键的时期，应该怎样发力？我们就此对话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马晓河。

　　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

　　面临“惊险一跳”

　　主持人：您认为，当前我国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最后“惊险一跳”时期，为什么说是“惊险一跳”？

　　马晓河：1998年中国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至今在中等收入阶段经历了23年。经过12年高速增长，于2010年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此后又经过10年快速增长，2020年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10610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我国正处于中高等收入阶段中间靠右临近高收入区域。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经济体人均GNI增长到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值相差20％至30％区间时，就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高风险区域。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一些与低收入阶段和中等收入阶段十分不同的矛盾问题。最突出的风险问题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转型冲突出现同频共振。此时如果应对得当，就跳上高收入国家，应对不当，即使跳上也会滑落。以阿根廷为例，阿根廷曾经跳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后又滑落，因为缺乏橄榄型社会结构。我国在2020年人均GNI是10610美元，距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是16.7％至16.8％，正好跨进了20％的区间，这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阶段，所以我说“惊险一跳”。这时候我们面临三大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是经济结构转型，第二是社会结构转型，第三是体制结构转型，三大结构转型以后，我们会稳定跨向高收入阶段。

　　除人均GNI外

　　两个70％和两个60％是重要指标

　　主持人：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一直以来不乏争议。有人认为是伪命题，有人认为中国并不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困境，对此您怎么看？

　　马晓河：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是描述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出现的一系列矛盾特征变化，这些变化带有客观性、共同性特点，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普遍规律。我国在最后的跨越时期，出现了一些与低收入阶段和中低收入阶段不同的现象特征，而这些现象特征与世界银行所描述的“中等收入陷阱”吻合。

　　第一个特征是，经济增长受到边际效益递减率的全面影响，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后，以2010年为转折点，中国经济增长转入下行通道。第二个特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亟待转换，中高收入阶段中，以投资打头、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方式开始失灵，新的发展方式对经济增长尚未形成足够支撑力。第三个特征是，矛盾长期积累后阻力会加大，面对多个方面的矛盾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原有体制和政策安排在应对上显得力所不及，经济社会向前发展需要基础性制度供给。

　　主持人：怎么样才算是实现中等跨越并迈向高收入阶段？具体衡量指标是什么？

　　马晓河：衡量谁是中等收入国家、谁是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制定了定量标准。比如2019年，世界银行把人均GNI在4046至12535美元范围的划入中高收入国家，把人均GNI在12536美元及以上者划为高收入国家。人均GNI是衡量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否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重要标志性指标。

　　除了人均GNI这个众所周知的指标外，与此紧密相关的几个结构变量也要达到一定水准，这是可以寻找和总结出国际经验值的。具体而言就是，经济体的最终消费率应达到70％以上、城市化率70％以上，服务业比重达60％。另外影响消费、创新、社会进步的中产阶级也应达到一个相应比例，以美国、日本、韩国的经验看，进入发达的高收入国家，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度应达到60％。达到了“两个70％和两个60％”，代表该经济体具备跨越能力，经济、社会和制度形态都发生了标志性的结构性变化。

　　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

　　是中等跨越的重大风险

　　主持人：您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实现结构转型，两者之间的关系肯定是非常复杂的，请您简要谈谈。

　　马晓河：“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结构转型问题。

　　在经济实际运行中，经济增长动力来源既有规模因素，比如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规模都以相同速度增长了，由此带来了经济增长，同时也有结构变动因素，比如，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过程中，在需求侧表现为，在临近高收入阶段门槛时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下降；在供给侧表现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由以工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制造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以资本技术型产业为主。长期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结构变动获得。

　　再看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不同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力也不同。例如，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传统社会结构，工业和服务业比重不会太高，经济增长也不会太快。相比之下，一个以城市人口为主的现代市民化社会结构，工业特别是服务业比重会很高，经济增长也较快。向高收入跨越过程中，人口会大量向城市集聚，由此带来市民化社会的形成，中产阶层迅速成长带来了橄榄型社会的形成。那么，这些转型如果成功，将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

　　主持人：从我国现状分析，经济结构转型有什么样的特点，要通过什么路径来实现？

　　马晓河：中国现在面临的转型困境有，从国际环境来看，欧美发达国家中高端产业对我们造成“挤压”，发展中国家中低端产业对我们形成了“供给替代”，中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面对挑战，我们有两条战略途径可供选择，一个是调整国内需求结构，培育有潜在活力的国内消费市场，实现从外需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的转换。二是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结构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实现产业发展高端化，提高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产业依靠“两头在外”，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这种产业发展方式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会遇到国际市场需求的强烈约束，那么就对我们提出了改变原有方式、走产业高端化道路的要求。依靠技术引进和跟踪模仿是难以实现产业高端化的，产业高端化只能通过自主创新获得。提高原始创新和前沿性技术产生，还要依靠体制和政策引导。

　　主持人：您提到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农业农村发展都占据关键位置，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我国实现中等收入跨越的重大风险，为什么？

　　马晓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对于我国而言，农业现代化、农村投资和消费增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乡村治理等都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体制制度结构转型密切相关，因此，在“惊险一跳”时期，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将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风险。此时，必须从战略高度解决三农问题，抓住我国实现中等跨越的最佳机会。

　　比如经济结构转型，到了最后跨进20％的临界区域，消费率上升，投资率下降，需求结构中消费要上去，让消费引领经济。此时面临一个问题，农民收入如果上不去，消费上不来，那么整个社会的消费就上不去。在由消费支撑净经济增长的作用里，农民是一个大块。

　　再有就是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有两大指标，市民化社会和橄榄型社会结构。发达国家2020年城市人口占比都在80％以上，东亚国家比重更高，日本91％以上，韩国82％以上。因为东亚人多，资源稀缺，属于紧凑型城市化，或者叫密集型城镇化。中国面对的问题是，能不能在这20％区间内完成城市化建设，构建一个市民化社会结构。另外，橄榄型社会结构比较稳定，我国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怎么建立？这里又涉及到农民，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5亿农民里有大量低收入者。两个社会结构都建立起来，就稳定了，不容易滑落了。

　　总而言之，在实现中等跨越中，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急需扩大农村内需，需要加快农业现代化；社会结构转型中，建立市民化社会需要推进人口城镇化，橄榄型社会结构形成也需要农村低收入群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农民也要走共同富裕道路，也应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公平分享发展成果，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由政府提供的现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所以说，既要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也要从迈上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政策和体制保障举措上，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公共资源使用上

　　要注重建制度、提能力

　　主持人：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发展问题，目前我们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

　　马晓河：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四点，第一，农业处于半现代化状态，有可能会拖全面现代化的后腿。自2010年以来我们现代化取得了显著成就，包括农作物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率、农产品商品率、土地生产率等都在不断提高。但从比较的视角来看，几个关键指标距离实现基本现代化还存在差距。比如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从2010年以来是放缓了，这与日韩当年的趋势相反。

　　第二，我们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结构性矛盾突出。既有总量供给不足问题，也有质量和效率问题，特别是与城镇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基本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生产生活需要，但对于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城乡循环、扩大农村内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缺失。

　　以农村物流为例，农村物流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还存在堵点和梗阻，制约了农村消费提升，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约为城镇人口的50％，农村5亿多人口的消费还未释放，农村地区蕴藏着巨大的消费市场空间。这就要求乡村建设必须紧扣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筑牢消费“根基”，畅通城乡产品服务供应网络，打通消费“堵点”，强化消费基础设施建设，补齐消费“短板”。

　　此外，就学难、看病贵、养老难依然存在，省际间、城乡间社会保障差距大，问题突出。有的发达地区养老金比较高，比如上海、北京，而在不少地方，60岁以上的老人一个月养老金才100多元。在地域和城乡的待遇保障差距过大时，社会矛盾会出现风险点，这也是我说“惊险一跳”的深层考虑之一，因此制度上的改革必须要加快脚步。

　　第三，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从2011年到2020年，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从2.9倍缩小到2.56倍，但绝对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2011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民多14033元，到了2020年差距扩大到26703元。另外，农村内部群体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更应值得关注，从2011年至2020年，农村内部的群体之间差距扩大程度要远远大于城镇。我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但农村还存在大量低收入者，抑制了整体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和橄榄型社会结构形成。

　　主持人：反观日韩等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马晓河：日韩在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城乡关系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在城市化加速推进下形成了市民化社会结构，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快消除条件下构建了橄榄型社会结构，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农业也迅速实现了现代化。

　　当我们的公共资源一定时，把公共资源用在哪里，既能消除社会风险，又能加快社会转型，这是不一样的。政府有钱，给谁最好？应该给穷人，给最需要的人，因为穷人的边际效益最好。但是给的钱花完了怎么办？所以要建制度，提能力，这是基本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框架。建制度，就是加强和健全对低收入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提能力，就是注重对农民技能、能力等的提升和培训，缩小群体之间的能力差距。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系统性支持农业农村农民方面，与日韩当年的举措都是一致的，希望在制度性安排和支持上，力度再进一步加大。我认为，当前要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日韩是强制建立养老保障，城乡没有差别，全国统一的。此外，还要高度重视农村低收入群体问题，建议设立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十年倍增计划，促进他们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

　　主持人：您在研究文章中提到，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减缓趋势，与日韩的发展规律相反，应引起关注。但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反而是好事，可以降低城市化问题风险。您对此持什么看法？

　　马晓河：城镇化进程过缓，会抑制农业人口继续向外转移，既对农业进一步现代化带来不利影响，又会延缓市民化社会结构的形成。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首先是工业对农业的替代，尔后是服务业对工业的替代，在产业替代过程中还伴随着人口在地域空间上的集聚，这就是城市化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极大的进步，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20年63.89％。但同世界不同收入类型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上升快于同等收入类型国家的时期，只发生在低收入阶段后期和中低等收入阶段。进入中高等收入阶段后，中国城镇化进程明显放慢，城镇化率也明显低于同类型国家。

　　在工业化的中前期，城镇化滞后，有利于国家集聚资源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优势产业，并有利于推进城市现代化，但到了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要求转型内需导向、消费引领，还有迈向发达经济体要求构建一个充分城市化的市民化社会结构，此时城镇化滞后就成为抑制经济发展、拖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瓶颈所在。作为实现市民化社会的载体和依托，城镇化能将供给与需求两侧有效结合起来，从投资和消费两方面拉动经济增长，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让城镇化发展水平与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以社会结构转型带动经济结构转型。

　　主持人：您在文章中谈到，中国经济要迈上新的大台阶，需要加快推进城镇化，请您详细谈谈思路。

　　马晓河：从策略上来看，首先，要形成上建“群”、中构“圈”、下强“底”扩“底”的城镇化战略思路。上建“群”，就是要在全国区域布局上，构建一批生活和发展质量高的大城市群，形成骨干结点；中构“圈”，就是要紧密围绕各个大城市，发展起内部联系紧密、交通便利的依托城市圈层，群与圈结合，提升和带动城镇化；下强“底”，就是提高现有小城镇的人口承载能力，改善临近城市群和城市圈的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现一体化和均等化；下扩“底”就是对于现有贴近城市群、都市圈的人口超过2000人以上的行政村，要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与所在城市群实现同城化。

　　其次，要坚决贯彻落实“全面取消”和“全面放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落户条件的改革政策。除了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外，应该真正放开放宽农民进城落户条件。要建立一种激励机制，就是谁先放开放宽农民工进城落户条件，谁就能得先机、能先获利。

　　在三农领域

　　“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都很必要

　　主持人：“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的提法引发了广泛关注。“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是什么样的关系？具体到三农领域，该如何运用这两种调节方式？

　　马晓河：“跨周期调节”在2020年被提出，指的是两个周期之间，即从周期向周期过渡的时候，通过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其它经济政策，使经济增长率稳定在一定区间内，避免出现较大波动，适用于长期产业结构的调整。“逆周期调节”提法较早，往往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抑制经济增长过快过度下滑；在经济增长过快时，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抑制经济过快增长。主要目的为熨平经济波动，防止风险累积而造成系统性后果，适用于平抑短期的波动。总的来说，“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目的相同，都是为了让经济稳定在合理区间，但是适用条件不同，“跨周期调节”适用于长期调整，“逆周期调节”更倾向于短期调控。

　　在三农领域，两种调节方式的运用都很必要。从短期来看，可以通过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农村的消费，调整消费需求，也就是在经济增长低谷阶段，通过有效投资，增加农民的有效消费，比如农村的公共服务领域这一块，可以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建设、数字化建设、设施农业建设等方面加强投资。从长期来看，为了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三农领域经济应保持稳定增长，可以在农业科技发展、农民教育投资、城市化建设投资等领域进行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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