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市）级层面帮扶的载体主要是“区县协作”。11个城区和5个县（市）结对成5个协作组。每个协作组都设有领导小组，由市领导亲自担任组长。领导小组下面设联络组，由城区干部担任联络组组长，为了便于协调，该组长同时兼任对方县委办副主任。城乡之间的街道和乡镇、部门与部门全部实行挂钩结对，展开协作。

    “区县协作”严丝合缝的全面对接之余，是乡、村一级层面的重点帮扶。主要载体是“联乡结村”。

    “百团联百乡”的做法是，市里组建由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共同组成的帮扶集团。由市领导担任集团总指挥，行政机关作牵头单位。每个集团负责联系一个欠发达乡镇。帮扶的方式是，由乡镇上报建设项目，集团成员可独家认领，也可共建。这种帮扶集团在杭州共有206个，其中市级集团39个，县级集团167个。

    “千企结千村”的做法是，各县（市）选取社会责任感强、经济效益良好的企业，与农村（社区）结对，实行帮扶。杭州民营企业众多，企业家在农村土生土长，对农村怀有深厚的感情，致富后大多有报效家乡的愿望。如登峰集团，将萧山区浦阳镇四村合并，建设桃北新村，让1200余户农户都住上了粉墙黛瓦、江南水乡风情的别墅，至今已投资20多亿元。

    如果说“区县协作”和“联乡结村”主要是针对一级组织进行设计，那么，“万名党员干部结对万户城乡困难家庭”针对的则是个体，参与帮扶的也大多是个体。这种帮扶在杭州具有较好的社会基础，但如果缺乏引导和组织，就会流于杂乱。为了整合资源，提高效能，杭州市专门成立了结对帮扶办公室，搭建全市统一的结对帮扶平台，把市四套班子领导、市管领导、女党员女干部与困难群众结对帮扶工作全部纳入“双万”活动，同时纳入的还有市管领导干部“访贫促廉”等多项活动。通过整合，既达到了统一布置、形成合力、扩大声势的目的，又保留了原来的帮扶品牌，做到不遗漏、不重复。

    从县到乡镇，再到村、到户，杭州构建的这一扶贫体系层次清晰、组织严密、规模庞大。总体看，这是一个完善的体系；分开看，则由多个载体组成，载体之间各有定位，相互呼应。有人形容，杭州扶贫打的是全民动员的人民战争，在政府牵头编织的这张扶贫网络中，贫困无处逃遁。

    据统计，通过“区县协作”，5个西部山区的农村县市都与城区进行了挂钩结对，目前已落实年度协作资金2.96亿元，共确定协作项目181个、总投资达103亿元；通过“联乡结村”，所有的乡镇和90%多的农村都进入了连结系统。2007年至2011年，5年共建项目1万多个，总投资70多亿元；“万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万户城乡困难家庭”活动中，数以万计的机关干部、数以千计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人士与近3万户困难家庭结成帮扶对子，帮助解决了大量就业、就医、求学方面的困难。

     “靠山吃山”的不同吃法

    贫困的发生是有规律可循的，那就是往往发生在农村，特别是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山区。这些地方基础设施较差，农业生产往往靠天吃饭，加上老百姓文化程度较低、市场意识淡薄，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就将陷入贫困无法自拔。

    以淳安为例。这个因千岛湖闻名于世的山区县，水连着水，山连着山，23个乡镇中有21个被列入欠发达名单。2010年农民人均年收入7172元，不及杭州市平均水平的一半。

    山不转但人可以转。杭州的城市化、工业化处在高速发展期，可以为移民提供广阔的就业空间。杭州扶贫的主要目标和主要战场由此选定。这就是瞄准山区，将高山、远山、地质灾害频发区的老百姓“整体搬迁，移民下山”。

    “移民下山”深受山区百姓欢迎。因为千百年来，他们深受封闭之苦，渴望现代生活。但关键是要“搬得下、稳得住、富得起”。杭州市委副书记王金财进一步提出，扶贫不仅要让老百姓经济上脱贫，而且要让整个山区经济转型升级，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记者调查发现，杭州的“移民下山”有一套内在循环逻辑。首先，政府在中心镇、中心村附近，为移民修建新村，然后进行分类服务，一类是年纪较轻、有就业意向的，政府组织培训，让他们掌握一定的技能，介绍到附近企业就业；第二类是有劳动能力，但无法外出务工的，政府鼓励“来料加工”，由经纪人接业务，由老人妇女在家门口代加工；第三类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提高低保线，对他们实施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