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文龙

    浙江农民人均收入已经连续26年蝉联全国第一，杭州又素称“人间天堂”，在这种地方还有贫可扶吗？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结束不久，记者来到杭州采访，发现这里不仅有贫可扶，而且还将各种扶贫方法有机地融为一体，探索出一条“在统筹中扶贫、在扶贫中统筹”，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与推进扶贫开发互促共进的新路子。2007年到2011年5年间，杭州低收入农户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从2500元增加到接近5000元。

    在统筹中扶贫，在扶贫中统筹

    面对“人间天堂”，几乎所有人都会情不自禁感叹：杭州真富裕，杭州真漂亮！

    但是，在城市财政和城市面貌发生巨变之时，城乡之间、工农之间、阶层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在杭州，除了以上三个带有普遍性的差距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十分明显的差距，那就是区域之间的差距。这一差距甚至比另三个差距更直观、更尖锐。人们形容，在杭州1万多平方公里境内，东部平原像发达的欧洲，西部山区有点像欠发达的非洲。

    统计数据表明，西部山区的五个县（市），面积占全市81.5%，人口占37.2%，但生产总值只占20.3%，地方财政收入只占12.2%；从人均收入来看，市区与五县（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差很大，农民人均收入相差更大，最高的萧山区农民收入与最低的淳安县相比，差了2.21倍。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追求共同富裕。因此，早在2007年，杭州就设计出台了“联乡结村”工程。在城乡之间，展开“百团联百乡，千企结千村”结对帮扶活动。

    2010年，市委、市政府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在体制、机制上实现突破。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坤明调研后，提出了杭州应该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不仅要做大做强城市，而且要加快发展农村；不仅要做大做强工业，而且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不仅要发展经济，而且要关注民生。在黄坤明看来，杭州应该是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的、800万杭州人民的大杭州，而不是仅仅属于城区市民的小杭州。

    随即，杭州召开市委全会，决定成立城乡区域统筹发展工作委员会，书记黄坤明和市长邵占维亲自挂帅，并对应成立了市统筹办和区县协作、产业发展、中心镇建设、中心村培育、土地综合整治等多个重点工作推进领导小组。

    在整个城乡区域统筹的部署中，“区县协作”最为引人关注。通过这一战略，杭州11个发展较快的城区和5个发展相对较慢的县（市）进行挂钩结对，全方位协作。市财政还拿出真金白银，5年内每年新增10亿元资金，支持下属5县（市）发展。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这一帮扶并非简单的“劫富济贫”，而是按照产业发展特点，相互配对。例如淳安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市里就统一安排，让西湖区和风景名胜区与其挂钩结对，共谋发展。除了产业协作之外，文化、科技、教育、环保等公共服务也被列入协作内容，十分引入注目。

    杭州的扶贫工作从此汇入“城乡区域统筹”的激荡洪流。作为分管副市长，何关新深有感慨：浙江的财政体制是“省直管县”，城乡之间分灶吃饭。杭州每年拿出10亿元，帮助下属5县（市）发展，很不容易，“新型城市化”实际上就是支持“三农”、支持扶贫工作，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实际上为杭州可持续发展找到了新的蓝海。这一决策说明杭州市委具有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科学发展意识。

    从“联乡结村”到“城乡区域统筹”，杭州扶贫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获得了新的动力和新的生命。浙江省农办分管扶贫的副主任邵峰评价认为：扶贫最需要的是建立长效机制。如果说“联乡结村”设计的只是一个载体，尚未得到体制的保障，那么，“城乡区域统筹”则向现有的体制发起了挑战。在统筹中扶贫，在扶贫中统筹，由于融入了统筹，杭州扶贫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

      组建“大集团”，定向扶贫

    杭州这些年十分重视扶贫工作的组织性和系统性。经过几年时间的摸索，逐渐组建起一支比较完善、比较系统的扶贫队伍。这支队伍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有组织、有规章、有考核，俨然一个军纪严明的大集团：

    县（市）级层面帮扶的载体主要是“区县协作”。11个城区和5个县（市）结对成5个协作组。每个协作组都设有领导小组，由市领导亲自担任组长。领导小组下面设联络组，由城区干部担任联络组组长，为了便于协调，该组长同时兼任对方县委办副主任。城乡之间的街道和乡镇、部门与部门全部实行挂钩结对，展开协作。

    “区县协作”严丝合缝的全面对接之余，是乡、村一级层面的重点帮扶。主要载体是“联乡结村”。

    “百团联百乡”的做法是，市里组建由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共同组成的帮扶集团。由市领导担任集团总指挥，行政机关作牵头单位。每个集团负责联系一个欠发达乡镇。帮扶的方式是，由乡镇上报建设项目，集团成员可独家认领，也可共建。这种帮扶集团在杭州共有206个，其中市级集团39个，县级集团167个。

    “千企结千村”的做法是，各县（市）选取社会责任感强、经济效益良好的企业，与农村（社区）结对，实行帮扶。杭州民营企业众多，企业家在农村土生土长，对农村怀有深厚的感情，致富后大多有报效家乡的愿望。如登峰集团，将萧山区浦阳镇四村合并，建设桃北新村，让1200余户农户都住上了粉墙黛瓦、江南水乡风情的别墅，至今已投资20多亿元。

    如果说“区县协作”和“联乡结村”主要是针对一级组织进行设计，那么，“万名党员干部结对万户城乡困难家庭”针对的则是个体，参与帮扶的也大多是个体。这种帮扶在杭州具有较好的社会基础，但如果缺乏引导和组织，就会流于杂乱。为了整合资源，提高效能，杭州市专门成立了结对帮扶办公室，搭建全市统一的结对帮扶平台，把市四套班子领导、市管领导、女党员女干部与困难群众结对帮扶工作全部纳入“双万”活动，同时纳入的还有市管领导干部“访贫促廉”等多项活动。通过整合，既达到了统一布置、形成合力、扩大声势的目的，又保留了原来的帮扶品牌，做到不遗漏、不重复。

    从县到乡镇，再到村、到户，杭州构建的这一扶贫体系层次清晰、组织严密、规模庞大。总体看，这是一个完善的体系；分开看，则由多个载体组成，载体之间各有定位，相互呼应。有人形容，杭州扶贫打的是全民动员的人民战争，在政府牵头编织的这张扶贫网络中，贫困无处逃遁。

    据统计，通过“区县协作”，5个西部山区的农村县市都与城区进行了挂钩结对，目前已落实年度协作资金2.96亿元，共确定协作项目181个、总投资达103亿元；通过“联乡结村”，所有的乡镇和90%多的农村都进入了连结系统。2007年至2011年，5年共建项目1万多个，总投资70多亿元；“万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万户城乡困难家庭”活动中，数以万计的机关干部、数以千计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人士与近3万户困难家庭结成帮扶对子，帮助解决了大量就业、就医、求学方面的困难。

     “靠山吃山”的不同吃法

    贫困的发生是有规律可循的，那就是往往发生在农村，特别是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山区。这些地方基础设施较差，农业生产往往靠天吃饭，加上老百姓文化程度较低、市场意识淡薄，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就将陷入贫困无法自拔。

    以淳安为例。这个因千岛湖闻名于世的山区县，水连着水，山连着山，23个乡镇中有21个被列入欠发达名单。2010年农民人均年收入7172元，不及杭州市平均水平的一半。

    山不转但人可以转。杭州的城市化、工业化处在高速发展期，可以为移民提供广阔的就业空间。杭州扶贫的主要目标和主要战场由此选定。这就是瞄准山区，将高山、远山、地质灾害频发区的老百姓“整体搬迁，移民下山”。

    “移民下山”深受山区百姓欢迎。因为千百年来，他们深受封闭之苦，渴望现代生活。但关键是要“搬得下、稳得住、富得起”。杭州市委副书记王金财进一步提出，扶贫不仅要让老百姓经济上脱贫，而且要让整个山区经济转型升级，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记者调查发现，杭州的“移民下山”有一套内在循环逻辑。首先，政府在中心镇、中心村附近，为移民修建新村，然后进行分类服务，一类是年纪较轻、有就业意向的，政府组织培训，让他们掌握一定的技能，介绍到附近企业就业；第二类是有劳动能力，但无法外出务工的，政府鼓励“来料加工”，由经纪人接业务，由老人妇女在家门口代加工；第三类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提高低保线，对他们实施保障。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完成下山移民1万多户、3.5万人。这一群体不仅自身得到了有效的脱贫，而且解决了当地企业劳动力不足的难题，大大推进了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更为可贵的是，催生了新的产业。

    仍以淳安为例，该县自2003年开展来料加工业务以来，至今已培育了家纺、针织等7大优势项目，从业大军达到3万多人，来料加工收入累计达到了近10亿元。目前，来料加工作为一条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在杭州欠发达地区得到大力推广。

    “农家乐”是“下山脱贫”催生的另一项新兴产业。

    以前，贫困人口住在山里，以“砍山”为生，破坏了山区的生态环境。如今搬迁下山后，山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和恢复，吸引了大量的城里人来“看山”。以前，山里人吃山是越吃越穷，现在换个吃法，让城里人吃山，是越吃越富。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杭州农家乐接待游客1560万人，直接经营收入近12亿。淳安农家乐更是受人欢迎，游客达到130余万人，直接收入12700万元，高出其他许多县市。这些收入很大一部分装进了山区农民的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