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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筹中扶贫

网友投稿  2011-12-19  互联网

    本报记者 蒋文龙

    浙江农民人均收入已经连续26年蝉联全国第一,杭州又素称“人间天堂”,在这种地方还有贫可扶吗?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结束不久,记者来到杭州采访,发现这里不仅有贫可扶,而且还将各种扶贫方法有机地融为一体,探索出一条“在统筹中扶贫、在扶贫中统筹”,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与推进扶贫开发互促共进的新路子。2007年到2011年5年间,杭州低收入农户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从2500元增加到接近5000元。

    在统筹中扶贫,在扶贫中统筹

    面对“人间天堂”,几乎所有人都会情不自禁感叹:杭州真富裕,杭州真漂亮!

    但是,在城市财政和城市面貌发生巨变之时,城乡之间、工农之间、阶层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在杭州,除了以上三个带有普遍性的差距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十分明显的差距,那就是区域之间的差距。这一差距甚至比另三个差距更直观、更尖锐。人们形容,在杭州1万多平方公里境内,东部平原像发达的欧洲,西部山区有点像欠发达的非洲。

    统计数据表明,西部山区的五个县(市),面积占全市81.5%,人口占37.2%,但生产总值只占20.3%,地方财政收入只占12.2%;从人均收入来看,市区与五县(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差很大,农民人均收入相差更大,最高的萧山区农民收入与最低的淳安县相比,差了2.21倍。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追求共同富裕。因此,早在2007年,杭州就设计出台了“联乡结村”工程。在城乡之间,展开“百团联百乡,千企结千村”结对帮扶活动。

    2010年,市委、市政府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在体制、机制上实现突破。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坤明调研后,提出了杭州应该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不仅要做大做强城市,而且要加快发展农村;不仅要做大做强工业,而且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不仅要发展经济,而且要关注民生。在黄坤明看来,杭州应该是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的、800万杭州人民的大杭州,而不是仅仅属于城区市民的小杭州。

    随即,杭州召开市委全会,决定成立城乡区域统筹发展工作委员会,书记黄坤明和市长邵占维亲自挂帅,并对应成立了市统筹办和区县协作、产业发展、中心镇建设、中心村培育、土地综合整治等多个重点工作推进领导小组。

    在整个城乡区域统筹的部署中,“区县协作”最为引人关注。通过这一战略,杭州11个发展较快的城区和5个发展相对较慢的县(市)进行挂钩结对,全方位协作。市财政还拿出真金白银,5年内每年新增10亿元资金,支持下属5县(市)发展。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这一帮扶并非简单的“劫富济贫”,而是按照产业发展特点,相互配对。例如淳安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市里就统一安排,让西湖区和风景名胜区与其挂钩结对,共谋发展。除了产业协作之外,文化、科技、教育、环保等公共服务也被列入协作内容,十分引入注目。

    杭州的扶贫工作从此汇入“城乡区域统筹”的激荡洪流。作为分管副市长,何关新深有感慨:浙江的财政体制是“省直管县”,城乡之间分灶吃饭。杭州每年拿出10亿元,帮助下属5县(市)发展,很不容易,“新型城市化”实际上就是支持“三农”、支持扶贫工作,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实际上为杭州可持续发展找到了新的蓝海。这一决策说明杭州市委具有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科学发展意识。

    从“联乡结村”到“城乡区域统筹”,杭州扶贫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获得了新的动力和新的生命。浙江省农办分管扶贫的副主任邵峰评价认为:扶贫最需要的是建立长效机制。如果说“联乡结村”设计的只是一个载体,尚未得到体制的保障,那么,“城乡区域统筹”则向现有的体制发起了挑战。在统筹中扶贫,在扶贫中统筹,由于融入了统筹,杭州扶贫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

      组建“大集团”,定向扶贫

    杭州这些年十分重视扶贫工作的组织性和系统性。经过几年时间的摸索,逐渐组建起一支比较完善、比较系统的扶贫队伍。这支队伍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有组织、有规章、有考核,俨然一个军纪严明的大集团:

    县(市)级层面帮扶的载体主要是“区县协作”。11个城区和5个县(市)结对成5个协作组。每个协作组都设有领导小组,由市领导亲自担任组长。领导小组下面设联络组,由城区干部担任联络组组长,为了便于协调,该组长同时兼任对方县委办副主任。城乡之间的街道和乡镇、部门与部门全部实行挂钩结对,展开协作。

    “区县协作”严丝合缝的全面对接之余,是乡、村一级层面的重点帮扶。主要载体是“联乡结村”。

    “百团联百乡”的做法是,市里组建由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共同组成的帮扶集团。由市领导担任集团总指挥,行政机关作牵头单位。每个集团负责联系一个欠发达乡镇。帮扶的方式是,由乡镇上报建设项目,集团成员可独家认领,也可共建。这种帮扶集团在杭州共有206个,其中市级集团39个,县级集团167个。

    “千企结千村”的做法是,各县(市)选取社会责任感强、经济效益良好的企业,与农村(社区)结对,实行帮扶。杭州民营企业众多,企业家在农村土生土长,对农村怀有深厚的感情,致富后大多有报效家乡的愿望。如登峰集团,将萧山区浦阳镇四村合并,建设桃北新村,让1200余户农户都住上了粉墙黛瓦、江南水乡风情的别墅,至今已投资20多亿元。

    如果说“区县协作”和“联乡结村”主要是针对一级组织进行设计,那么,“万名党员干部结对万户城乡困难家庭”针对的则是个体,参与帮扶的也大多是个体。这种帮扶在杭州具有较好的社会基础,但如果缺乏引导和组织,就会流于杂乱。为了整合资源,提高效能,杭州市专门成立了结对帮扶办公室,搭建全市统一的结对帮扶平台,把市四套班子领导、市管领导、女党员女干部与困难群众结对帮扶工作全部纳入“双万”活动,同时纳入的还有市管领导干部“访贫促廉”等多项活动。通过整合,既达到了统一布置、形成合力、扩大声势的目的,又保留了原来的帮扶品牌,做到不遗漏、不重复。

    从县到乡镇,再到村、到户,杭州构建的这一扶贫体系层次清晰、组织严密、规模庞大。总体看,这是一个完善的体系;分开看,则由多个载体组成,载体之间各有定位,相互呼应。有人形容,杭州扶贫打的是全民动员的人民战争,在政府牵头编织的这张扶贫网络中,贫困无处逃遁。

    据统计,通过“区县协作”,5个西部山区的农村县市都与城区进行了挂钩结对,目前已落实年度协作资金2.96亿元,共确定协作项目181个、总投资达103亿元;通过“联乡结村”,所有的乡镇和90%多的农村都进入了连结系统。2007年至2011年,5年共建项目1万多个,总投资70多亿元;“万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万户城乡困难家庭”活动中,数以万计的机关干部、数以千计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人士与近3万户困难家庭结成帮扶对子,帮助解决了大量就业、就医、求学方面的困难。

     “靠山吃山”的不同吃法

    贫困的发生是有规律可循的,那就是往往发生在农村,特别是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山区。这些地方基础设施较差,农业生产往往靠天吃饭,加上老百姓文化程度较低、市场意识淡薄,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就将陷入贫困无法自拔。

    以淳安为例。这个因千岛湖闻名于世的山区县,水连着水,山连着山,23个乡镇中有21个被列入欠发达名单。2010年农民人均年收入7172元,不及杭州市平均水平的一半。

    山不转但人可以转。杭州的城市化、工业化处在高速发展期,可以为移民提供广阔的就业空间。杭州扶贫的主要目标和主要战场由此选定。这就是瞄准山区,将高山、远山、地质灾害频发区的老百姓“整体搬迁,移民下山”。

    “移民下山”深受山区百姓欢迎。因为千百年来,他们深受封闭之苦,渴望现代生活。但关键是要“搬得下、稳得住、富得起”。杭州市委副书记王金财进一步提出,扶贫不仅要让老百姓经济上脱贫,而且要让整个山区经济转型升级,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记者调查发现,杭州的“移民下山”有一套内在循环逻辑。首先,政府在中心镇、中心村附近,为移民修建新村,然后进行分类服务,一类是年纪较轻、有就业意向的,政府组织培训,让他们掌握一定的技能,介绍到附近企业就业;第二类是有劳动能力,但无法外出务工的,政府鼓励“来料加工”,由经纪人接业务,由老人妇女在家门口代加工;第三类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提高低保线,对他们实施保障。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完成下山移民1万多户、3.5万人。这一群体不仅自身得到了有效的脱贫,而且解决了当地企业劳动力不足的难题,大大推进了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更为可贵的是,催生了新的产业。

    仍以淳安为例,该县自2003年开展来料加工业务以来,至今已培育了家纺、针织等7大优势项目,从业大军达到3万多人,来料加工收入累计达到了近10亿元。目前,来料加工作为一条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在杭州欠发达地区得到大力推广。

    “农家乐”是“下山脱贫”催生的另一项新兴产业。

    以前,贫困人口住在山里,以“砍山”为生,破坏了山区的生态环境。如今搬迁下山后,山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和恢复,吸引了大量的城里人来“看山”。以前,山里人吃山是越吃越穷,现在换个吃法,让城里人吃山,是越吃越富。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杭州农家乐接待游客1560万人,直接经营收入近12亿。淳安农家乐更是受人欢迎,游客达到130余万人,直接收入12700万元,高出其他许多县市。这些收入很大一部分装进了山区农民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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