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问他：“那你为啥还同意搬？”

    “这是国家工程，咱再不舍得也得听国家的话。就好像打仗一样，就算明知道会牺牲，但是喊到咱了，那就必须往前冲！”

    移民们一生都在搬迁

    事实上，对于刘楼村的村民而言，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服从国家安排，远离故土。丹江大坝每一次大的工程建设，都会伴随一次移民浪潮，淅川人民挟裹其间，几代人颠沛迁徙。这一切，刘楼村的村民们都历历在目。

    1958年丹江口大坝开工，1959年淅川县2.2万人移民青海；1961年大坝围堰壅水，淅川县又有2.6万人搬出；1962年大坝工程暂停，迁出的大部分移民又返回库区；1964年，中央同意丹江口水库工程恢复施工，从1966年持续到1968年，近7万人被搬迁到湖北的荆门、钟祥；1971年到1978年，因水库加高，淅川县又有8万多人搬迁到县内其他地区。

    曹龙勋就是这一移民大军中的一份子。他在淅川县仓房镇长大，1966年，丹江口大坝建设复工，年仅12岁的曹龙勋跟随父母，移民到湖北荆州。一家八口人，开着一辆拖斗车，载着一些破旧的农具，身无分文，就直奔荆州去了。

    对于搬迁安置，当时中央确立的方案是“河南管迁，湖北包安”，但是随之而来的“文革”使得“包安”成了一张空头支票。曹龙勋回忆说，那里什么都没有，很多移民大哭不止，说死也不下车。但是事已至此，他们别无选择。一切只能靠自己。

    刚到湖北时，移民们很不适应。“我们以前种的是旱地，而湖北都是水田，大家都不会种，田里还有蚂蝗叮人。划拨的地也很少，移民们都吃不饱。”曹龙勋说。

    1968年夏，在湖北生活得越来越困窘的曹龙勋一家，搬迁到了河南省灵宝市。但在这里，他们也并未久待，因为灵宝地方病很严重，很多人都得了大骨头病，曹家人又商量着返迁。这时，部队上来征兵，曹龙勋就当兵走了。直到1981年才回到淅川工作。“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以为安定下来了，没想到又要搬。”

    村民张顺发老人已是70多岁高龄。淅川几次大的移民，他都曾参与其中：1959年移民青海，高寒缺氧、砂砾遍地，又赶上三年大饥荒，他的记忆中只有饥饿，遂返迁；1966年去了湖北，不习惯当地的生活，再度返迁；1971年水库加高，他迁往邓县（今邓州），但是没有房子住，第三次返迁……

    迁了又迁，走了又回，回了又走，这样的事情在刘楼村实在不乏例子。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移民史上，淅川人民一次次响应国家号召，奔赴异地他乡，但是局限于当时的物质条件，移民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不到位，他们只能再度返迁回乡。

    30多年后，他们再一次踏上了移民搬迁的征途，这一次能否真正扎下根来呢？他们是否可以就此终止往复搬迁的岁月？人群中，不乏这样的疑问。

    国家不会再让移民流泪

    8月19日，刘楼村移民搬迁工作全部结束。

    村支部的牌子从村委会的墙上卸了下来。从此，“淅川县香花镇刘楼村”不复存在。它的前缀已经变成“邓州市裴营乡”。移民的重担转交到了邓州的手中。

    国家给予移民的优惠政策是前所未有的。除了新房和耕地外，搬迁后还可得到20年每年人均600元的后续生活补贴。移民原有的渔具、网箱、果树、沼气池等私有财产，甚至祖坟都有相应的补偿。

    进入新村之后，家家户户都发了一张“移民搬迁须知”，入住之后要注意哪些事项，遇到了问题向谁反映都一一列出。“须知”上还分片列出了包组干部的联系方式，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打电话。农村合作医疗、五保、低保等手续顺利交接，裴营乡小学的招生简章很快发到了村民的手中，一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安排中进行。

    但是，对于移民而言，这些并不足够。

    村民赵长江已经开始发愁了：原先在村里，他靠帮人开快艇过活，家里有十几亩地，收入还算凑合。到了这里，只剩下1.4亩旱地，别的营生也难找。家里三个孩子等着上学吃饭呢，钱从哪里来？

    一笔笔细账都从新生活中产生，赵长江掰着指头给记者计算：“我老母亲以前在村里还能找些零活干，一个月赚五六百元轻轻松松，现在这笔收入没有了；以前在庭院里养些鸡鸭，现在不能养，只能花钱买了；还有，以前烧柴，现在烧煤气；以前喝井水，现在喝自来水，都要花钱。这里里外外一出一进，负担重了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