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后，整个南片300多户村民签字同意搬迁。

    把百姓当父母，视移民为亲人

    做通了南片群众的工作，指挥部开始“进攻”北片。北片的工作比想象中更加艰难。整整两个星期，指挥部连小组都进不去。“群众和你玩捉迷藏，根本不见你；村里的干部也不支持，他们都觉得那地方（邓州移民安置点）条件太差，没脸跟村里人说。”张淑兰说，那会儿确实是气馁了，她向乡镇汇报：“实在是做不下去了。”

    不做是不可能的。刘楼村的搬迁工作已经成为整个香花镇的重心。时任香花镇党委书记徐虎（现已调任淅川县九重镇党委书记）索性直接住进了村里，和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一起想办法，做工作，重点突击刘楼。

    经过一番讨论，他们制定出了“分步工作法”。第一步，先做村干部的思想工作；第二步，再做村干部亲属的工作；第三步，针对所有曾在村里担任过村干部工作的人员；第四步，20多个在村民小组中具有一定社会威望的人士。就像剥洋葱一样，一步步把工作做下来，300多户村民签字到位。

    此时剩下的农户已经不多了，但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干部们做不通他们的工作，那就请人来做。三天时间，徐虎等人仔细排查，“挖地三尺”，找出这些人在外地的一系列社会关系，把他们的亲戚、朋友从淅川县、南阳市甚至湖北等地请到香花镇，帮忙做他们的工作。最多的一位，镇里一共找了20多个人来劝说他。

    虽然很着急，但在对接的过程中，香花镇的干部们一直恪守着行为的准则，以最大的耐心争取村民们的理解和支持。村民不让进门，就厚着脸皮请邻居带进去；进了门主人摔盆摔碗不理睬，就好言好语争取打动村民的心。徐虎说：“把百姓当父母，视移民为亲人，没有这份心，根本干不成移民工作。”

    这期间，镇里还采取多批次、小批量的办法，组织群众到邓州的安置点去考察。一共68个批次，每一次去都是书记镇长或者包乡的县领导带队，为移民们介绍情况，分析利弊。

    对于一些特别坚定的“钉子户”，徐虎有事没事就往他们家里跑。有时候把村民们叫出来喝酒，也不说搬迁的事情，就是随便聊天。村民们心里都有数，时间久了，想了想说：“算了，不争了！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想八九点钟咱都洗洗睡了，他还到处跑着做工作呢。”

    就这样一点点地挤，一点点地抠，一点点地做工作，两个月后，刘楼村647户村民终于全体签字确认同意搬迁。

    “移民们太不容易了！”

    完成了刘楼村移民对接的任务，移民干部们并没有多少功成之后的喜悦，反而觉得“心里堵得慌”。大家都在反复说着一句话：“移民们太不容易了！”

    “有谁愿意舍弃自己的故土，更何况还是金窝，银窝！”接受记者采访时，徐虎不无感慨地说：“我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如果突然间让我搬离自己的家乡，去到一个完全陌生、各方面条件都不如故土的地方，我也会有思想挣扎，更何况这些普通的村民们呢！无论过程如何，他们最后还是毅然选择了为了国家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他们最可爱的地方。”

    村支书赵清群一开始坚决反对搬迁，为这事还和徐虎吵过架。不是为他自己，主要是觉得对不住乡亲。后来分房子的时候，他们赵家的兄弟大部分都抽签在条件较好的青冢安置点，他却主动申请到条件较差的集镇安置点。村里人都知道，村支书在村里工作离不开家族支持，搬迁后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又和家族成员们分开落户，工作就更不好干啦！

    村民赵福禄是村里的大能人，2005年香花镇规划一条餐饮街，他在那里投资盖了一栋“渔家饭店”，前前后后共投入700多万元。按道理，这个饭店不在淹没区，又属于商业投资，并不应算在移民搬迁范围内，但是为了支持村里的工作，赵福禄还是毅然在同意书上签字。700多万元的房子，只有130多万元的补偿，干部们说起赵福禄既感激又感慨。

    曹龙勋曾经是村里反对搬迁最激烈的，还带头到北京上访过。经过移民干部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又成为坚定的移民带头人。他家正处在丹江风景区的核心区位置，经营着一家饭店和一个麻将馆，光这两项每年都有十几万元的收入。搬到邓州后，老曹感觉自己啥也干不了。“我60多岁的人了，总不能出去打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