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楼村党支部的牌子被摘下
搬家时村民们依依不舍搬家时村民们依依不舍
乡镇干部们帮村民搬家乡镇干部们帮村民搬家
搬家时贴心的医疗服务搬家时贴心的医疗服务
8月底，随着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最后两个村庄的顺利搬迁，河南省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外迁移民集中搬迁工作基本完成。这的确堪称我国水利移民史上的一个奇迹：三峡百万移民中，农村移民45万人，共搬迁了16年，年均2.8万人；黄河小浪底水库涉及河南移民16万人，搬迁了11年，年均1.5万人。而河南丹江口库区16.2万移民，在两年时间内基本完成搬迁，年均8.1万人，移民迁安的难度和强度之大，在世界水利移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
奇迹不只铸造在今日，早在1958年丹江口大坝工地响起第一声开山炮时，作为中国第一移民大县的淅川县人民，就开始了移民的生涯，淅川历史上六度移民浪潮，几十万淅川人民辗转奔波一生，只为一捧清泉送北京。一位移民说：“希望将来北京人喝上丹江水时，不要忘了我们！”
淅川不愧为“中国移民第一县”，河南全省16.2万名丹江口库区移民，全部集中于淅川县。因此便有了“河南移民看淅川”之说。
而在淅川县，则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淅川成败在香花，香花搬迁看刘楼”。香花镇是淅川移民的重中之重，刘楼村则是香花镇移民工作的难中之难。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刘楼村移民搬迁的故事。
一个“落后”的富裕村
8月16日，刘楼村，搬迁中。
未来两三日内，全村647户3000多村民都必须搬离这里，迁至50多公里外的邓州市裴营乡两个移民安置点。
36℃的高温下，各家各户都在忙着装车搬家。“破家值万贯”，豁裂的锅碗、跛腿的家具都要搬上车去。村民赵老三把院子里的几棵树也砍了。他算了算，为这几棵树他得多付几百元的运费，可能还抵不上树的价钱，但是赵老三说：“是个念想，不能丢。”
村民曹雪花家的几间砖瓦房已经拆了大半，家具前天已经找车运走。按照搬迁规定，运货和运人的车是分开的，他们得第二天早上坐客车去新家。这天晚上是他们在故土的最后一夜。因为没法开火做饭，村里给送来了方便面。7岁的孩子吃得乐呵，曹雪花却坐在一旁发呆。
“不舍得吧？”记者问她。
曹雪花摇了摇头说：“这么好的地方，咋能舍得啊！”说着说着，泪珠子就啪嗒啪嗒掉了下来。
这里确实是个好地方。紧邻丹江的香花镇，号称淅川县的“华尔街”，水陆交通便利，是全国闻名的红辣椒集散地；而位于丹江风景名胜区核心区的刘楼村更是占尽了香花镇的天时地利，是全镇也是整个淅川县最富裕的村庄。
刘楼村的农民富裕到什么程度？当地人做了一个比较：2010年，上海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超过1.3万元，而刘楼村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早就超过了1.5万元。
因为紧靠丹江口水库，村民们多从事网箱养鱼、旅游、餐饮业。整个香花镇，村民拥有网箱6000多个，渔船、游艇近900艘，饭店数十家，刘楼村占了多数。“一对夫妻，只要在江边撑条小船，养殖带餐饮，一年赚个十几万元不在话下。”村支书赵清群对记者说。
即使是种地，这里老百姓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土地大多数为水库田，不仅面积多，且几经江水退涨淹没，异常肥沃。“只要撒上种子就能收获，根本不用人操心。”
但就是这样一个“富”村，在记者眼中看来，却显得异常凋敝。整个村子基本上见不到两层的楼房，除去紧靠着水库风景区周边的一些经营餐饮服务的民舍还算整洁外，村子里大部分的房子都非常破落。陈旧的砖瓦房、漏雨的土坯房、崎岖不平的土路，举目皆是。“有钱也不能建啊！”赵清群苦笑。
2003年，国家颁布了丹江口库区停建令，国家、集体和个人都不允许在库区投入建设，准备随时启动搬迁和移民工程。为此，很多移民的生活条件和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尤其是近几年来，别的地方都在进行新农村建设，却唯独移民库区的村民们，只能一天天看着村庄破败下去，以至于成为“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每逢刮风下雨，镇里的干部就睡不好觉，生怕塌房子砸死人。
如今，8年过去了，随时都可能启动的搬迁终于尘埃落定。移民新村就在不远的邓州市裴营乡。驱车一个钟头即可到达。新房村民都看过了，崭新的3层砖瓦房，一字排开，确实很漂亮。
但是，那就能比“家”好吗？刘楼人眼望故土，沉默不语。
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历史闪回到2010年3月19日，这一天是刘楼村移民搬迁指挥部成立的日子。全镇13个行政村设立了11个指挥部，刘楼村是其中之一。负责人是镇民政所所长张淑兰。
知道自己被分到刘楼村指挥部，张淑兰有些发怔。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根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刘楼村经济条件太好了，村民们自然不愿意搬迁。更重要的是，他们所要搬去的邓州市裴营乡移民安置点，经济条件实在和刘楼村差距太大。
邓州是一个农业大县，农民的收入结构非常单一。赵清群说：“以前在淅川，村里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帮人家剖鱼，一天还能赚个五六十元钱，到了邓州能干什么，大家只能出去打工了。”
村里派了些代表去邓州考察情况，回来的消息让大家变得更郁闷了。村民们不愿意搬迁，看到的都是缺点：地不好、水不好、出路少。
经济条件的严重不对称使得刘楼村的对接工作变得异常艰难。“我们3月20日下到村里，召开村组干部会，老百姓说啥都不认可，执意要求换地方。”张淑兰介绍说，“头一个星期，全镇11个工作组，其他几个组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进展；只有我们这个组，一个签字同意的都没有。”
指挥部的人很焦急，但是工作只能一点一点地做。经过一番商议，他们把突破口放在了刘楼村南片。因为历史原因，刘楼村分为北片和南片两部分。南片对于移民安置反对最激烈的村民叫刘书张，他在水库边养了几十网箱鱼，每年至少能赚20多万元。他带头组织全小组89户群众，签订了“攻守同盟”，家家户户都按上了红手印，坚决不同意搬迁。整个南片的村组，也都盯着看他们小组的态度。“如果能把刘书张的工作做通，南片就好解决了。”张淑兰他们瞄准了目标。
刘书张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连日来家门都不进，不知去哪里躲了起来。指挥部的人找了一星期也没找到他人。直到3月26晚上，张淑兰接了一个电话，确认刘书张就在家里，她赶紧找了一个同事，连夜奔去刘楼村。
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外面下着大雨，村里电也停了。因为走得匆忙，张淑兰没带雨具、手电。村庄一片漆黑，就靠着点手机的光芒蹒跚前行，“哎呦”，一不小心张淑兰踩进了粪坑。
同事劝她回去算了，但张淑兰不愿意错过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顾不得臭，她一瘸一拐地直奔刘书张家去。看到张淑兰这副模样，刘书张有些感动，赶紧让爱人帮张淑兰换了身衣服。但是这并没有动摇他的决心：“说啥也不搬。”刘书张把头别向一旁，根本就不愿意理张淑兰。
这样的情况张淑兰见多了，也不在意，一旁自顾自地给刘书张讲起了道理：“南水北调移民是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咱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就违反国家政策啊！裴营的条件确实赶不上咱刘楼，但是那里交通便利、离学校近，这对孩子是好事。而且，你现在虽然养鱼收入不错，但等到了2014年，为了保护水源质量，养殖不让搞了，饭店也不能开了，水库地也要被淹了，所有的优势都不存在了。裴营现在看起来虽然不咋地，但是国家对移民有后续扶持政策，只要大家好好干，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说着说着已经是半夜两点多了，刘书张给张淑兰沏了一碗鸡蛋茶。张淑兰一看他给自己倒的不是白开水而是鸡蛋茶，心里瞪地一亮，“有门！”
第二天一大早，刘书张就主动在搬迁确认书上签了字，不仅如此，他还把全组的89户村民都集合在一起，由乡镇组织了7辆车，全部拉到安置地考察，参观学校。当天晚上，该小组89户村民全部签字确认。
3天后，整个南片300多户村民签字同意搬迁。
把百姓当父母，视移民为亲人
做通了南片群众的工作，指挥部开始“进攻”北片。北片的工作比想象中更加艰难。整整两个星期，指挥部连小组都进不去。“群众和你玩捉迷藏，根本不见你；村里的干部也不支持，他们都觉得那地方（邓州移民安置点）条件太差，没脸跟村里人说。”张淑兰说，那会儿确实是气馁了，她向乡镇汇报：“实在是做不下去了。”
不做是不可能的。刘楼村的搬迁工作已经成为整个香花镇的重心。时任香花镇党委书记徐虎（现已调任淅川县九重镇党委书记）索性直接住进了村里，和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一起想办法，做工作，重点突击刘楼。
经过一番讨论，他们制定出了“分步工作法”。第一步，先做村干部的思想工作；第二步，再做村干部亲属的工作；第三步，针对所有曾在村里担任过村干部工作的人员；第四步，20多个在村民小组中具有一定社会威望的人士。就像剥洋葱一样，一步步把工作做下来，300多户村民签字到位。
此时剩下的农户已经不多了，但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干部们做不通他们的工作，那就请人来做。三天时间，徐虎等人仔细排查，“挖地三尺”，找出这些人在外地的一系列社会关系，把他们的亲戚、朋友从淅川县、南阳市甚至湖北等地请到香花镇，帮忙做他们的工作。最多的一位，镇里一共找了20多个人来劝说他。
虽然很着急，但在对接的过程中，香花镇的干部们一直恪守着行为的准则，以最大的耐心争取村民们的理解和支持。村民不让进门，就厚着脸皮请邻居带进去；进了门主人摔盆摔碗不理睬，就好言好语争取打动村民的心。徐虎说：“把百姓当父母，视移民为亲人，没有这份心，根本干不成移民工作。”
这期间，镇里还采取多批次、小批量的办法，组织群众到邓州的安置点去考察。一共68个批次，每一次去都是书记镇长或者包乡的县领导带队，为移民们介绍情况，分析利弊。
对于一些特别坚定的“钉子户”，徐虎有事没事就往他们家里跑。有时候把村民们叫出来喝酒，也不说搬迁的事情，就是随便聊天。村民们心里都有数，时间久了，想了想说：“算了，不争了！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想八九点钟咱都洗洗睡了，他还到处跑着做工作呢。”
就这样一点点地挤，一点点地抠，一点点地做工作，两个月后，刘楼村647户村民终于全体签字确认同意搬迁。
“移民们太不容易了！”
完成了刘楼村移民对接的任务，移民干部们并没有多少功成之后的喜悦，反而觉得“心里堵得慌”。大家都在反复说着一句话：“移民们太不容易了！”
“有谁愿意舍弃自己的故土，更何况还是金窝，银窝！”接受记者采访时，徐虎不无感慨地说：“我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如果突然间让我搬离自己的家乡，去到一个完全陌生、各方面条件都不如故土的地方，我也会有思想挣扎，更何况这些普通的村民们呢！无论过程如何，他们最后还是毅然选择了为了国家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他们最可爱的地方。”
村支书赵清群一开始坚决反对搬迁，为这事还和徐虎吵过架。不是为他自己，主要是觉得对不住乡亲。后来分房子的时候，他们赵家的兄弟大部分都抽签在条件较好的青冢安置点，他却主动申请到条件较差的集镇安置点。村里人都知道，村支书在村里工作离不开家族支持，搬迁后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又和家族成员们分开落户，工作就更不好干啦！
村民赵福禄是村里的大能人，2005年香花镇规划一条餐饮街，他在那里投资盖了一栋“渔家饭店”，前前后后共投入700多万元。按道理，这个饭店不在淹没区，又属于商业投资，并不应算在移民搬迁范围内，但是为了支持村里的工作，赵福禄还是毅然在同意书上签字。700多万元的房子，只有130多万元的补偿，干部们说起赵福禄既感激又感慨。
曹龙勋曾经是村里反对搬迁最激烈的，还带头到北京上访过。经过移民干部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又成为坚定的移民带头人。他家正处在丹江风景区的核心区位置，经营着一家饭店和一个麻将馆，光这两项每年都有十几万元的收入。搬到邓州后，老曹感觉自己啥也干不了。“我60多岁的人了，总不能出去打工吧！”
记者问他：“那你为啥还同意搬？”
“这是国家工程，咱再不舍得也得听国家的话。就好像打仗一样，就算明知道会牺牲，但是喊到咱了，那就必须往前冲！”
移民们一生都在搬迁
事实上，对于刘楼村的村民而言，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服从国家安排，远离故土。丹江大坝每一次大的工程建设，都会伴随一次移民浪潮，淅川人民挟裹其间，几代人颠沛迁徙。这一切，刘楼村的村民们都历历在目。
1958年丹江口大坝开工，1959年淅川县2.2万人移民青海；1961年大坝围堰壅水，淅川县又有2.6万人搬出；1962年大坝工程暂停，迁出的大部分移民又返回库区；1964年，中央同意丹江口水库工程恢复施工，从1966年持续到1968年，近7万人被搬迁到湖北的荆门、钟祥；1971年到1978年，因水库加高，淅川县又有8万多人搬迁到县内其他地区。
曹龙勋就是这一移民大军中的一份子。他在淅川县仓房镇长大，1966年，丹江口大坝建设复工，年仅12岁的曹龙勋跟随父母，移民到湖北荆州。一家八口人，开着一辆拖斗车，载着一些破旧的农具，身无分文，就直奔荆州去了。
对于搬迁安置，当时中央确立的方案是“河南管迁，湖北包安”，但是随之而来的“文革”使得“包安”成了一张空头支票。曹龙勋回忆说，那里什么都没有，很多移民大哭不止，说死也不下车。但是事已至此，他们别无选择。一切只能靠自己。
刚到湖北时，移民们很不适应。“我们以前种的是旱地，而湖北都是水田，大家都不会种，田里还有蚂蝗叮人。划拨的地也很少，移民们都吃不饱。”曹龙勋说。
1968年夏，在湖北生活得越来越困窘的曹龙勋一家，搬迁到了河南省灵宝市。但在这里，他们也并未久待，因为灵宝地方病很严重，很多人都得了大骨头病，曹家人又商量着返迁。这时，部队上来征兵，曹龙勋就当兵走了。直到1981年才回到淅川工作。“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以为安定下来了，没想到又要搬。”
村民张顺发老人已是70多岁高龄。淅川几次大的移民，他都曾参与其中：1959年移民青海，高寒缺氧、砂砾遍地，又赶上三年大饥荒，他的记忆中只有饥饿，遂返迁；1966年去了湖北，不习惯当地的生活，再度返迁；1971年水库加高，他迁往邓县（今邓州），但是没有房子住，第三次返迁……
迁了又迁，走了又回，回了又走，这样的事情在刘楼村实在不乏例子。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移民史上，淅川人民一次次响应国家号召，奔赴异地他乡，但是局限于当时的物质条件，移民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不到位，他们只能再度返迁回乡。
30多年后，他们再一次踏上了移民搬迁的征途，这一次能否真正扎下根来呢？他们是否可以就此终止往复搬迁的岁月？人群中，不乏这样的疑问。
国家不会再让移民流泪
8月19日，刘楼村移民搬迁工作全部结束。
村支部的牌子从村委会的墙上卸了下来。从此，“淅川县香花镇刘楼村”不复存在。它的前缀已经变成“邓州市裴营乡”。移民的重担转交到了邓州的手中。
国家给予移民的优惠政策是前所未有的。除了新房和耕地外，搬迁后还可得到20年每年人均600元的后续生活补贴。移民原有的渔具、网箱、果树、沼气池等私有财产，甚至祖坟都有相应的补偿。
进入新村之后，家家户户都发了一张“移民搬迁须知”，入住之后要注意哪些事项，遇到了问题向谁反映都一一列出。“须知”上还分片列出了包组干部的联系方式，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打电话。农村合作医疗、五保、低保等手续顺利交接，裴营乡小学的招生简章很快发到了村民的手中，一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安排中进行。
但是，对于移民而言，这些并不足够。
村民赵长江已经开始发愁了：原先在村里，他靠帮人开快艇过活，家里有十几亩地，收入还算凑合。到了这里，只剩下1.4亩旱地，别的营生也难找。家里三个孩子等着上学吃饭呢，钱从哪里来？
一笔笔细账都从新生活中产生，赵长江掰着指头给记者计算：“我老母亲以前在村里还能找些零活干，一个月赚五六百元轻轻松松，现在这笔收入没有了；以前在庭院里养些鸡鸭，现在不能养，只能花钱买了；还有，以前烧柴，现在烧煤气；以前喝井水，现在喝自来水，都要花钱。这里里外外一出一进，负担重了不少啊！”
虽然担忧未来，但是眼下赵长江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大部分村民都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指望村里能有所计划。
面对村民们的期盼，赵清群也在思考着出路。他告诉记者，今年7月份，村里组织了一些村干部和村民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考察，选中了一个林果培育的项目。赵清群准备把这个项目引到村里来，如果干得好的话，就能申请到国家的项目支持。“不过，这个项目得我们先干起来，国家认可了才有资金扶持，先期的启动资金还亟待解决。”
一些村民告诉记者，等房子安顿好了，他们准备出去打工。“不都说外面闹民工荒嘛，活应该好找吧！”赵福禄则忙着到处考察环境，他准备在这里也兴建一个农家饭庄。
“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国家不会再让移民流泪了！”移民新村的门口，贴着大大的标语，上面写着12个大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站在一旁，赵清群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