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徐恒杰王磊冯克邓俐

    今年年初的一天，在浙江一家纺织厂打工的周昌梅，接到了老家重庆市巫溪县上磺镇羊桥村打来的电话。话筒那头传来儿子略带兴奋的声音：“妈，家里头在搞‘乐和家园建设’，蛮热闹，赶紧回来吧。”放下电话，对“乐和家园建设”还“不晓得”的周昌梅当下就决定返回羊桥村。她从儿子的话语中听出了急切，认定几千里外的家乡正在发生着一件大事儿，也肯定是件好事。

    地处渝陕鄂三省市交界处的巫溪，是内陆纵深贫困带——秦巴地区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广大农村自然条件先天不足，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中国“三农”发展史上，这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鲜有发声。

    2010年8月，巫溪将“建设乐和家园”写进了该县“十二五”规划战略目标。当年年底，在北京举办的“城市化论坛”上，“乐和家园建设”即被专家们冠以社会建设管理创新的“巫溪样本”，引起关注。

    被称作中国版图上“自然国心”的巫溪，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在这股“乐和”新风的搅动下，从寂寂无闻到渐渐搏动，让人不免兴起探求的念头：“这个‘乐和’究竟是个啥子东西？”6月末，记者走进巫溪，想把这个“乐和”搞搞清楚。

    真个是逼出来的

    当记者见到李俊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面前这个未说话先带笑的女人曾经是个全县闻名的“刁民”。提起以前的事，说话大嗓门的李俊立时觉得不好意思：“那时候真是当了‘坏人’喽！”

    李俊所在的白鹿镇大坪村人均耕地只有0.42亩，土质较差，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很突出。在经历了2002年发展黄姜产业失利以及2004年巫十公路（重庆巫溪至湖北十堰）建设征地占多补少事件之后，农民群众对基层干部的作风和能力不信任，遇到问题开始习惯“绕道走”。

    此时，平日就爱打抱不平、村民眼中的女强人李俊成了“上访带头人”。镇里、县里、市里，李俊带着50多名村民不停“折腾”。据不完全统计，近8年来，大坪村村民集中上访达29次，多次截车堵路，成了远近闻名的告状村、扯皮村。

    在巫溪县委书记郑向东眼中，大坪村的现象在巫溪乃至全国很多地方的基层也绝非个例。“国家对‘三农’的投入逐年增加，农民的满意度却没有逐年提高；基层实行村民自治以后，政府管得越少，农民反而缺少归属感；政府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富裕起来的农村不和谐的事反而多了。这三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们。”郑向东说。

    “巫溪有个三宝村，三宝村里有三宝”。当2007年底苏波当选为文峰镇三宝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这“三宝”还无从谈起，他面对的是一个传统农业发展缓慢、外出务工占全村劳力80％以上，留守一族、治安不力、民风低俗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空壳村”、“烂摊子”。“一说到流转土地发展产业，都不愿意搞，观念落后，人心不齐。好不容易搞起个合作社，没得村民参与，最终成了‘空壳’。”一盆盆凉水浇得回乡创业、怀揣造福一方志向的苏波一度心生退意。

    “三宝村的情况在巫溪农村很有代表性，产业发展停滞、村民生活困难、缺乏集体自信、干群士气低落。基层社会管理的困局已成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阻碍，真个是逼着我们做出改变。”县长罗成回忆说，“我们开始带着这些问题到农村、到社区，跟农民面对面‘摆龙门阵’。既然问题从群众中来，我们就从群众中寻求答案。”

    巫溪县委县政府通过调研发现，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农村的生产关系也在做出适应性调整。农民不再单纯依附于土地生活，大批农民外出务工流向城市，群众对社会基层组织如村、镇的依附关系弱化，主人翁意识、集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淡化。农村基层管理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党委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与群众难以形成互动。

    “我们认为国家在加大投入、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要着手重构农村社会，着力提高农村生产生活的组织化程度。”郑向东说，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行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支持和维护基层组织，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更重要的是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让他们成为农村社会真正的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