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徐恒杰王磊冯克邓俐
今年年初的一天，在浙江一家纺织厂打工的周昌梅，接到了老家重庆市巫溪县上磺镇羊桥村打来的电话。话筒那头传来儿子略带兴奋的声音：“妈，家里头在搞‘乐和家园建设’，蛮热闹，赶紧回来吧。”放下电话，对“乐和家园建设”还“不晓得”的周昌梅当下就决定返回羊桥村。她从儿子的话语中听出了急切，认定几千里外的家乡正在发生着一件大事儿，也肯定是件好事。
地处渝陕鄂三省市交界处的巫溪，是内陆纵深贫困带——秦巴地区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广大农村自然条件先天不足，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中国“三农”发展史上，这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鲜有发声。
2010年8月，巫溪将“建设乐和家园”写进了该县“十二五”规划战略目标。当年年底，在北京举办的“城市化论坛”上，“乐和家园建设”即被专家们冠以社会建设管理创新的“巫溪样本”，引起关注。
被称作中国版图上“自然国心”的巫溪，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在这股“乐和”新风的搅动下，从寂寂无闻到渐渐搏动，让人不免兴起探求的念头：“这个‘乐和’究竟是个啥子东西？”6月末，记者走进巫溪，想把这个“乐和”搞搞清楚。
真个是逼出来的
当记者见到李俊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面前这个未说话先带笑的女人曾经是个全县闻名的“刁民”。提起以前的事，说话大嗓门的李俊立时觉得不好意思：“那时候真是当了‘坏人’喽！”
李俊所在的白鹿镇大坪村人均耕地只有0.42亩，土质较差，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很突出。在经历了2002年发展黄姜产业失利以及2004年巫十公路（重庆巫溪至湖北十堰）建设征地占多补少事件之后，农民群众对基层干部的作风和能力不信任，遇到问题开始习惯“绕道走”。
此时，平日就爱打抱不平、村民眼中的女强人李俊成了“上访带头人”。镇里、县里、市里，李俊带着50多名村民不停“折腾”。据不完全统计，近8年来，大坪村村民集中上访达29次，多次截车堵路，成了远近闻名的告状村、扯皮村。
在巫溪县委书记郑向东眼中，大坪村的现象在巫溪乃至全国很多地方的基层也绝非个例。“国家对‘三农’的投入逐年增加，农民的满意度却没有逐年提高；基层实行村民自治以后，政府管得越少，农民反而缺少归属感；政府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富裕起来的农村不和谐的事反而多了。这三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们。”郑向东说。
“巫溪有个三宝村，三宝村里有三宝”。当2007年底苏波当选为文峰镇三宝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这“三宝”还无从谈起，他面对的是一个传统农业发展缓慢、外出务工占全村劳力80％以上，留守一族、治安不力、民风低俗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空壳村”、“烂摊子”。“一说到流转土地发展产业，都不愿意搞，观念落后，人心不齐。好不容易搞起个合作社，没得村民参与，最终成了‘空壳’。”一盆盆凉水浇得回乡创业、怀揣造福一方志向的苏波一度心生退意。
“三宝村的情况在巫溪农村很有代表性，产业发展停滞、村民生活困难、缺乏集体自信、干群士气低落。基层社会管理的困局已成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阻碍，真个是逼着我们做出改变。”县长罗成回忆说，“我们开始带着这些问题到农村、到社区，跟农民面对面‘摆龙门阵’。既然问题从群众中来，我们就从群众中寻求答案。”
巫溪县委县政府通过调研发现，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农村的生产关系也在做出适应性调整。农民不再单纯依附于土地生活，大批农民外出务工流向城市，群众对社会基层组织如村、镇的依附关系弱化，主人翁意识、集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淡化。农村基层管理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党委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与群众难以形成互动。
“我们认为国家在加大投入、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要着手重构农村社会，着力提高农村生产生活的组织化程度。”郑向东说，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行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支持和维护基层组织，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更重要的是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让他们成为农村社会真正的管理者。
2007年，一场“唤醒主人”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实践在巫溪县拉开序幕。
“乐和”不是凭空而来
如今，行走在巫溪县城镇乡村、大街小巷，条幅、标语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乐和”两个字，当地人谈天说地的“龙门阵”中，“乐和”也是当之无愧的关键词。虽然公益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受聘成为巫溪县政府顾问，继而将“乐和”理念引入她的老家巫溪，并着手协助巫溪县委县政府进行“乐和家园建设”的政策设计，已经是2010年7月份的事情了，但巫溪人充分发动农民群众、探索社会管理创新的步伐从2007年起就未曾停歇且逐渐加速。正如郑向东所说：“也正是巫溪多年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才让‘乐和’理念在巫溪落地生根。”
“妙方在民间，关键在发现”。在苏波上任之后，沿着巫溪县委县政府力推的组织发动群众参与农村社会管理的改革导向，苏波和三宝村村两委开始向农民讨教乡村治理的传统经验，用群众的智慧来管理群众：
针对邻里扯皮、违反村规民约的现象，从群众中选出德高望重、敢于仗义执言的民间“舆论领袖”，组成“和事堂”，按照事实、评理、结果“三公开”的原则，用法律和道德两种办法说事评理，既不伤和气，又将村民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公堂”外；对于村里助人为乐、热心公益的好人好事，统统记录在“善事簿”上，定期张榜公布，用榜样的力量营造良好民风；推行村里工作向群众报告制度，建立“公事账”，公开村务财务，让群众了解过程，通晓结果，增强他们参与社会事务的责任感……
方法来自群众，效果立竿见影。苏波说，通过“三事三公”推行，民风得到改善，干部威信逐步提升，村民参与自治管理也更加积极了。“好民风、好班子、好机制”，三宝村成了名副其实的“三宝”村，还被评为“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
“从中我们发现，其实巫溪群众完全有能力办好自己关心的事，而且群众的智慧也是战胜困难的法宝。”罗成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彻底地坚持走群众路线。
类似三宝村这样的生动实践，在巫溪广大农村还有很多，也正是这些生动实践使巫溪创新社会管理的改革理念更加丰满、举措更加多样。“四城同创”（创建卫生城市、文明城市、生态旅游城市和山水园林城市）、“网格化管理”、“挂牌成立县委群众工作部”、“三重组织生活”（县级党员领导干部参加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参加所在支部的党员组织生活会，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农村、社区党组织的生活会）、“三进三同、五项清理”（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清人口、清财务、清土地、清矛盾、清任务）……巫溪频频出招，直到廖晓义将“乐和”理念带到巫溪。
“‘乐和’理念就像一根线，把党的优良传统与中华民族传统智慧相结合，将新农村建设的目标、重庆市倡导的民生导向战略与巫溪充分发动群众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串联在一起。”罗成这样评价。
记者在《巫溪县2011年度乐和家园建设工作指南》上看到了“乐和家园建设”的整体构想：“乐和家园建设”就是以党的群众工作为支撑、以社会建设为基础、以生态文明为方向、以快乐和谐为特质的社会管理模式，将党的优良传统与中华民族传统智慧相融合，运用到社会管理之中，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百姓共同富裕、人人快乐和谐”的总体目标。具体涵盖“乐和治理”、“乐和人居”、“乐和生计”、“乐和礼义”、“乐和养生”五个方面的内容。
初看之下，“乐和家园建设”几乎涵盖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庆市委市政府主推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等等，内容颇为庞杂。而郑向东用极为简练的语言总结了它的核心，就是三句话：“用群众听得懂，干部讲得清，大家愿意干的‘乐和’理念来宣传、组织、发动群众；以权责更清晰、基层易操作、群众能参与的社会管理机制来治理社会、创新社会管理；用党的优良传统与群众生活智慧有机结合的‘乐和’工作方法，推动‘乐和家园建设’。”
用共同的梦想凝聚人心
“卢老师好！”走在上磺镇羊桥村干净整洁的村道上，每一个碰到卢光孚的人都会很有礼貌地问候一句。这让年届70的他很受用：“退休之后觉得自己一下子老喽，没啥子用处了。搞起‘乐和建设’，人也感觉年轻了。”
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巫溪在一些社区、乡村进行了“乐和”理念的宣讲，并随即在大坪、三宝、羊桥3个村和县城6个社区启动“乐和家园建设”的试点。因为在当地从教多年，卢光孚对羊桥村每家每户的情况几乎了如指掌，自然成为第一批“乐和家园建设”的义务宣传员。跟廖晓义的公益团队一起，卢光孚白天下村调研村况，晚上挨家挨户宣讲“乐和”理念。
廖晓义称“乐和”理念其实很简单：“现在老百姓日子好了，更加追求快乐、幸福和平安，‘乐和’这个词集成了中华文明‘乐道尚和’的传统底蕴，体现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气息，反映了农民群众的基本追求。”她说，我们就是要把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共同梦想，用一个响亮的、富有感召力的行动目标和口号提炼出来，它要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必须被农民群众认同和接受。
在卢老师走村串户宣讲的同时，根据“乐和”理念和“乐和家园建设”的内容制成的三维效果图、电视动漫片也在巫溪县有线电视台滚动播出，用科学的产业规划、美好的发展蓝图增强群众的集体认同。
“你以为没有难度？万事开头难，治理人的思想最重要，也最困难。”谈起宣讲“乐和”，三宝村60岁的陈孝梅感慨很多：“包产到户以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各个脑壳里装的都是钱，各干各的，经常连群众会都开不起来，更没得公益思想。我们村有4个社，我就利用晚上以坝院的形式给他们开会，宣讲‘乐和’。一共开了18场，听的人越来越多，这都需要一个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中，榜样的力量不可或缺。羊桥村1社农民吴小玲的家里，一张大幅的毛泽东画像高高地挂在堂屋中央。“来来来，快把垃圾捡起来；捡起来，回收一个垃圾袋……”唱完自己编的《垃圾歌》，这位60多岁的老人告诉记者：“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一次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对于集体的事一直很积极，现在‘乐和建设’宣传村子是大家共同的家园，环境要靠大家来维护，我就主动带头搞卫生、搞垃圾分类，大家也都愿意支持我。”
这种公益性举动的示范带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村的羊桥河以前污染严重，臭气熏天，每年开展河道垃圾清理时，由于太脏太臭，出高价都没有人愿意干。”羊桥村党支部书记王开明说，去年10月份开始，群众就自发组织下河清理，镇政府适当补贴点儿误工费，老百姓都不要。
“把农民群众发动起来，首先要从营造梦想开始。”郑向东说，“当所有人都对自己的家园怀有梦想的时候，积极参与建设家园才能成为一种内在驱动力。让农民群众拥有一个共同的梦想，正是发动他们参与社会管理的关键所在。”
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镜头回到大坪村，那里的闹剧还没有结束。在2008年以后，政府出面陆续赔付了黄姜失利和占地少补的损失，但全村人又为谁该吃低保的问题争个不可开交。政府出面来评，也无法摆平。仅仅9户低保指标，300多人都声称符合标准，僧多粥少，不评谁就骂娘，前后扯皮了一年多毫无结果。
“去年9月，我们尝试用群众的办法来解决群众矛盾，在大坪村无记名投票选举了19名‘乐和代表’，让他们出面共同选出真正符合标准的低保户。”白鹿镇党委书记王仕杰说。
在大坪村当了30多年村干部、退休在家的李明全已经74岁了。因为他在任内为人耿直、办事公道、乐于助人，被村民一致推选为“乐和会长”。在李明全的带领下，“乐和代表”走东家，访西家，听取村民意见，最后召开评议会。“真是想不到，扯皮扯了一两年的难题，1个小时的时间，9户、11人被选出来享受低保待遇，别个村民还都没得意见。”这样高的效率让王仕杰至今记忆犹新。
“这件事情前后的变化折射的正是‘乐和家园建设’所倡导的一个自治理念。”廖晓义说，只有群众自己选出来的民意代表，才是他们最期望和最愿意履行监督职责的人。
在巫溪为了支撑“乐和”梦想的实现所创新出的一整套“乐和治理”机制中，自治只是一个方面。这套“以自治为基础、共治为平台、法治为保障”的社会管理机制，用郑向东挂在嘴边的“群众话语体系”来解读：“自治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办，共治就是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法治就是一切事情按规矩办。”
“乐和代表”是这套机制正常运转的人才保证。罗成说：“我们借鉴了传统乡村的社会治理经验，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的基础上，推选地方德高望重的党员、离退休干部、乡村教师、知名人士和素质较高的村民等，发挥他们的长处和余热，进行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的集体活动，参与到基层社会管理当中。”
首战告捷让王仕杰信心十足：“我们赋予‘乐和代表’对村级社会事务的知晓权、监督权和建议权，实现村民自己的事儿自己管，代表们的参与热情都很高。村里决定了的事儿，他们主动去跟村民宣传、解释、疏导，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难度。”
还是大坪村的那个“刁民”李俊，在被选为村“乐和代表”之后，把心思都用在了村里的“乐和建设”上，常常丢下自己家的事不做，不计报酬地为村民义务帮忙。“大家选我当代表是对我的信任，为了这份信任也得把大家的事情做好。”李俊如是说。
今年2月，镇政府迁址，需要征用大坪村9亩多地，涉及到村民3座坟院、600多株良桑、8间屋场、800多棵树木，自然又在村里引起不小的风波。同样为了征地补偿，这一次，李俊和村里几位“乐和代表”逐家逐户做思想工作，两天时间就征得了大家的同意。在补偿细节问题上，代表更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村民曾进秀迁坟，镇政府补贴了600元，几位乐和代表主动每人出资120元，补给家庭困难的曾进秀。
诸如陈孝梅、吴小玲这样的集体公益事业热心人，被选为“乐和代表”更是对这些“乡村能人”的一种褒奖，愈加激发了他们的公益心和奉献精神；而能够直接参与到基层社会管理当中，既让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空前高涨，更形成了对现有村民自治组织的有益补充。
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
“上一阶段大家都比较辛苦，县里的乡镇旅游文化节，我们村接待了2000多人次，作出了贡献。虾塘的排水和消毒工作，本来这个星期内要落实，还没有做到位，（村委会）郑主任要把力度加大。网格单位负责的危房改造，第一阶段103户完成了98户，第二阶段142户开始动工了39户，其余的要抓紧。下一步工作，‘七一’建党90周年要组织文艺演出，希望‘乐和代表’多出力，公益组织要把节目排好，争取在6月28号演出……”
这是王开明在羊桥村四方联席会议上的总结发言。记者和在场的近百名村民代表一起见证了这个每15～20天举办一次的联席会议，“四方”分别总结前一段工作，共同商议下一段任务。
“在选出‘乐和代表’的基础上，我们结合了网格化的管理模式。即将城市以居民小区、农村以自然村为单位，细分为408个网格，每个网格明确由一个县级部门牵头组织若干企事业单位进行帮扶，同村两委、‘乐和代表’以及廖晓义的公益组织一道共同发动群众。通过召开这种‘乐和联席会议’的形式，协同党委、政府参与社会管理。”罗成介绍了联席会议的由来。
联席会议以村党支部（党委）为召集人，形成了村委会负责、“乐和代表”协同、公益组织助推、网格单位支持的“乐和治理格局”。“四方”共同为存在的问题商议对策，为未来的发展出谋划策，实现了良性互动。联席会议也为实现“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提供了平台。
“由于真正成为决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农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充分释放，把政府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推进了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管理氛围逐步形成。”苏波说。
三宝村2社村民朱堂美从小喜爱文化娱乐活动，自从村里搞“乐和建设”，成立腰鼓队、太极拳队、文艺宣传队之后，她就是积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当联席会议决定在每个社修建一个“乐和”小广场，方便村民们娱乐健身的时候，朱堂美就和在外搞承包工程的丈夫张廷权商量，把自家门前500多平方米的空地拿出来建广场。不仅如此，她还自掏腰包拿出2万多元，完成了小广场的硬化。
郑向东介绍说，因为所有县级部门和各级党政干部都被分到各个网格当中，每个网格里建立了党小组，这就实现了让干部生活在群众中、党员生活在组织中、群众生活在集体中，形成了“机关与村社、干部与群众、党员与组织”的三重互动。
“以前，干部和村民中间就像牛郎和织女隔了条银河，天天看新闻说‘三个代表’，看不到人，总不知道他们怎么代表。”羊桥村1社“乐和代表”罗明俊看到了“乐和建设”前后干群关系的变化，“现在别说村干部，就是网格里的县、镇级别的干部，都经常来跟我们一起开会啊、聊天啊，实实在在跟群众亲密了。”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其中，核心是党的领导，难点是公众参与，要推动公众参与就必须有社会协同，那社会组织就要发挥作用。”郑向东强调，“巫溪在开展‘乐和家园建设’的过程中，一直秉承的是党政领导的多方共治。我们认为任何模式一经固定都比较苍白，只有尊重生动有效的实践才是重要的东西。”
共治带共富，梦想在延续
该聊聊回到巫溪老家的周昌梅了。从浙江回到羊桥村的那天，她看到邻居家8岁的孩子卢毅倚着门框不停地哭，他的父母都在广州打工，孩子说想妈妈了。周昌梅就把小卢毅带回自己家玩，等到晚上卢毅的奶奶来接他，孩子哭着就是不回去。周昌梅就留他住在自己家里，谁知这一住竟成了“母子”。
原来，羊桥村在“乐和家园建设”中，十分重视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今年初，“乐和代表”就向全村发出倡议，号召在家的爸爸妈妈，每人认一个以上的留守儿童为“干儿干女”，对他们加以照顾培养。倡议一发出，在家的爸爸妈妈们踊跃报名。很快，全村108名留守儿童都找到了“爱心爸爸”和“爱心妈妈”。刚回到家的周昌梅就认小卢毅做了“干儿子”。
凤凰镇石龙村还成立了“乐和娃娃堂”。每天，村里30多个学龄前留守儿童聚在这里，有专门的老师教授诵读《弟子规》、《三字经》等经典，学习中国传统及现代文明礼仪，习练“乐和养生操”等等。
巫溪在开展“乐和礼仪”和“乐和养生”方面，还注重用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来感染群众，让他们在集体活动中找到归属感，重塑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同时，开展“十星级文明户”、“乐和人家”评比，一年一评、动态管理，形成你追我赶、争当“榜上明星”的良好社会风气。
羊桥村村民邓成顺以前是个远近闻名的“老赌棍”，曾经因为逃避公安抓捕摔折了腿。在“乐和代表”组织起各种文体活动以后，他被渐渐吸引过来，从此不再赌博，还经常利用自己的文化特长为村民的文化活动编故事、写小品。
类似的故事在巫溪不胜枚举。站在石龙村“乐和大院”里，凤凰镇党委书记许正国连发了几个感慨：“没想到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裕的时候，农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要那么强烈；没想到群众有如此高的参与激情和如此多样的文体才能，有作词作曲的，有编快板小品的，有演奏各种乐器的；没想到把群众的民智民意调动起来之后，我们干部轻松了许多，群众也更加快乐，这个村每天都有很多群众主动参与跳坝坝舞、打太极拳，多的时候超过1000人……”
“乐和家园建设”包括巫溪之前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创新举措为巫溪吹来了和谐之风。2008年到2010年，全县信访总量下降了39.8%；2010年，群众安全感达到96%，创历史最高，无重大集访事件发生，无恶性治安案件发生。各项社会事业稳步推进，成功创建了市级卫生城市、山水园林城市，被评为第四届“2010年中国城巿化社会建设典范案例”。
当上“爱心妈妈”的周昌梅，也积极参与了各种文体活动，每天早晚和村里的乡亲们唱唱跳跳。过上“乐和”日子的她坦言：回到家照顾老人和孩子更方便了，更希望通过“乐和家园建设”在家门口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其实，“发展以生态经济为特色的互助合作经济，用共治带动共富”，本是“乐和家园建设”中“乐和生计”的题中应有之义。“依托当地山区林业的优势资源，重点扶持发展林禽、林畜、林果、林菜、林菌、林药专业合作社，到2011年底农民入社率达到50%以上”，被明确写进《巫溪县2011年度乐和家园建设工作指南》。
“有了‘乐和代表’的协助，三宝村恢复了出不闭户的好民风，村民之间的纠纷矛盾也被化解在网格里，群众真正参与到村务管理中，村干部反而从之前复杂的基层管理工作中抽身出来，集中精力想点子、搞发展。”苏波说，“我们不仅成立了‘资金互助组’解决掉融资难题，更成立了真正的专业合作社，以资金或土地入股的方式建起县里最大的香菇基地，促进了全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带动贫困群众的增收致富。”
郑向东说：“我们以‘乐和家园建设’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就是为了在欠发达地区以社会建设推动经济建设，实现两者良性互动，最终实现贫困地区的普遍富裕，提升贫困群众的幸福感。”
在羊桥村的联席会议上，记者也听到了“乐和代表”对发展生态经济、壮大集体实力、助农致富的一系列举措建议：
“我们将协助镇上致力于物流中心的建设，打造‘乐和’品牌农贸系统；落实虾塘的具体经营，等穿村而过的奉溪（奉节至巫溪）高速公路修成，就可以发展垂钓园等生态乡村旅游项目；还要抓住腾展公司和传奇制衣有限公司来羊桥落点的机遇……”
更听到了“乐和代表”为和周昌梅拥有一样想法的村民发出的呼声：“虽然我们组织了娃娃团，对留守儿童进行了关爱，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希望通过这次企业入驻，使更多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就业，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也能使空巢老人得到照顾，这才是我们老百姓所期盼的实质性东西。”
就在记者即将离开羊桥村的时候，也曾多年在外打工的村民向小芹站在自家门口表达了对“乐和”生活的信心。她笑着告诉记者，等乡村旅游搞起来后，我就把我的小卖部扩建成超市，名字都想好了，就叫“乐和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