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资价格逐年涨价和劳动力价格猛涨导致农业生产成本高，农民表示，尽管国家加大了种粮补贴力度，但还是被农资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的猛涨抵消。一位老农告诉记者，2010年水稻种子最高达70元/公斤，2011年劳动力价格也出现猛涨，请人犁田80元/亩，请人插秧100元/天，请人打谷300元/亩，还要加上每人每天30~40元的生活费，农业生产成本越来越高。

三、一些乡镇耕地流转基本处于无序状态，有的农民写了个白条或口头达成协议自由转换土地，没有全面、完整的合同条款，没有村社发包方的监督，更没有专门的流转管理机构，已经出现新的矛盾和纠纷，也导致部分耕地形成撂荒。另外，耕地零星、分散、偏远、瘠薄、保肥保水能力差、水利设施不健全等种种原因导致农民放弃耕地，撂荒形势严峻。

国外模式可借鉴

在世界农业发展进程中，各国都依存于本国社会经济条件，形成了独特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新大陆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农场生产经营模式。在美国，一系列政策使得土地经营者权益得到保障，又通过技术进步降低了经营风险，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大型农场规模化经营的各种成本，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的农业生产经营也凸显了很强的组织性和高效性。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和传统的农业经营主体的衰退，幸运的是，中国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大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运而生。这些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带来的空缺，为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注入了希望和活力。

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35万余家，比2009年增长约50%；实有入社农户达到2900多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1.1%；全国各类龙头企业近9万家，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达到25万个，带动农户1亿多户。这些新型主体生产经营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水平相对较高，在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背景下，未来将承担中国粮食以及大宗农产品的有效安全的重任，也将是未来中国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那么国外模式是否适合中国呢，据了解，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农业规模化经营都是以家庭农场为主，以“资本下乡”为典型模式是企业和公司进入农业领域，但是部分国家如日本，战后60多年都禁止公司和企业直接经营农地，原因就是防止出现大量农民失业、失地和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针对中国特殊的国情，比较稳妥的还是走家庭小型农场的道路，尽管在提高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劳动力等方面不容易在短期取得明显成效，但却可解决中国谁来种地的问题。

为什么说”资本下乡”可能会给当下的中国带来社会问题，记者认为理由有三：一、短时间内，部分农民从经营主体转为产业工人，相关制度保障难以跟上，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会从农业中脱离或被排挤出来，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二、当前已经出现不少公司打着“设施农业”“观光农业”的旗号变相改变土地用途的现象，农民却受到损失；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难以保障。

政策扶持是关键

据了解，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虽然已经超过50%，但其中近2亿居住在城镇中的农村户籍人口仍然处在“半城市化”状态。只有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争取在本世纪中期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80%以上，让进城务工的农民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彻底脱离农村土地，使农村户均耕地达到适度规模经营的最低要求，使种粮农民的收入至少达到进城务工的水平，这样才能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增长。

也有专家认为，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其根本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步伐，应尽快制定鼓励农地流转的政策和土地退出机制。“如果从制度上限制农地转用，就应该从政策上保证种粮收益不低于土地转用后的收益。”民进北京市副主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