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资价格逐年涨价和劳动力价格猛涨导致农业生产成本高,农民表示,尽管国家加大了种粮补贴力度,但还是被农资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的猛涨抵消。一位老农告诉记者,2010年水稻种子最高达70元/公斤,2011年劳动力价格也出现猛涨,请人犁田80元/亩,请人插秧100元/天,请人打谷300元/亩,还要加上每人每天30~40元的生活费,农业生产成本越来越高。
三、一些乡镇耕地流转基本处于无序状态,有的农民写了个白条或口头达成协议自由转换土地,没有全面、完整的合同条款,没有村社发包方的监督,更没有专门的流转管理机构,已经出现新的矛盾和纠纷,也导致部分耕地形成撂荒。另外,耕地零星、分散、偏远、瘠薄、保肥保水能力差、水利设施不健全等种种原因导致农民放弃耕地,撂荒形势严峻。
国外模式可借鉴
在世界农业发展进程中,各国都依存于本国社会经济条件,形成了独特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新大陆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农场生产经营模式。在美国,一系列政策使得土地经营者权益得到保障,又通过技术进步降低了经营风险,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大型农场规模化经营的各种成本,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的农业生产经营也凸显了很强的组织性和高效性。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和传统的农业经营主体的衰退,幸运的是,中国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大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运而生。这些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带来的空缺,为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注入了希望和活力。
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35万余家,比2009年增长约50%;实有入社农户达到2900多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1.1%;全国各类龙头企业近9万家,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达到25万个,带动农户1亿多户。这些新型主体生产经营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水平相对较高,在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背景下,未来将承担中国粮食以及大宗农产品的有效安全的重任,也将是未来中国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那么国外模式是否适合中国呢,据了解,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农业规模化经营都是以家庭农场为主,以“资本下乡”为典型模式是企业和公司进入农业领域,但是部分国家如日本,战后60多年都禁止公司和企业直接经营农地,原因就是防止出现大量农民失业、失地和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针对中国特殊的国情,比较稳妥的还是走家庭小型农场的道路,尽管在提高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劳动力等方面不容易在短期取得明显成效,但却可解决中国谁来种地的问题。
为什么说”资本下乡”可能会给当下的中国带来社会问题,记者认为理由有三:一、短时间内,部分农民从经营主体转为产业工人,相关制度保障难以跟上,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会从农业中脱离或被排挤出来,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二、当前已经出现不少公司打着“设施农业”“观光农业”的旗号变相改变土地用途的现象,农民却受到损失;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难以保障。
政策扶持是关键
据了解,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虽然已经超过50%,但其中近2亿居住在城镇中的农村户籍人口仍然处在“半城市化”状态。只有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争取在本世纪中期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80%以上,让进城务工的农民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彻底脱离农村土地,使农村户均耕地达到适度规模经营的最低要求,使种粮农民的收入至少达到进城务工的水平,这样才能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增长。
也有专家认为,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其根本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步伐,应尽快制定鼓励农地流转的政策和土地退出机制。“如果从制度上限制农地转用,就应该从政策上保证种粮收益不低于土地转用后的收益。”民进北京市副主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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