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马彦平龚洁

编者按：年末，在对基层农资经销商的销售状况做调查时，记者发现，随着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成为常态，农村耕地撂荒的现象已十分普遍。不少农资经销商认为，正是当下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使得种植业不再成为农村劳动力获得经济报酬的主要生存方式，而这种改变也直接影响了农药、化肥的需求量。当然，以上仅仅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所暴露出的浅层次问题，让我们思考的是，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未来，中国的地该由谁来种？

冬季，正是各地农资经销商陆续开展冬储化肥的时节，然而与早几年如火如荼的冬储场景相比，最近几年的基层冬储市场却愈发沉寂。福建三明市的经销商刘经理这些天忙于在基层收账，冬储化肥几乎停滞。他告诉记者，当地地处山区，种植茶叶、果树等经济作物，行情波动较大，农户种植积极性逐年减弱，选择外出打工，山地撂荒情况屡见不鲜。

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愿意再返乡务农。设想二十年之后，目前在中国粮食生产第一线的农民随着年龄变老干不动农活时，他们的子女又不愿意返乡务农，中国的粮食安全将何以为继？

许多发达国家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都有过“从发展到衰退再到恢复”的历程，因此，通过法律法规来保证农业后继有人非常重要。美国通过《莫雷尔法》《哈奇法》《史密斯－利费法》等农业法律，保证每个州都有专门的教育培训机构和农业技术合作推广站，实行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法国实现农民按需培训，农民可以自选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不仅免费还发给补贴，建立了层次分明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英国的农民职业资格证书分为农业职业培训证书和技术教育证书两大系列。加拿大推行“绿色证书”制度，不获得绿色证书不能成为农民，不能继承或购买农场。

国外模式值得借鉴，但是中国的国情较为特殊，如何解决未来中国土地谁来种的问题，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给予农民政策优惠、保证农民务农积极性是其突破口。

撂荒形势愈严峻

据国家统计局监测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有2.5亿农民工，这相当于全国农村平均每户家庭就有1位青壮年弃农务工或离开农村移居城市。去年农业部在进行“百乡万户调查”时发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已经很少，在家务农的大多是“386199”部队，一些地方在农忙季节还出现了“农民荒”。记者走访农村时，很多空巢老人反映“进城的儿女们都不愿回来种田，以后土地撂荒现象将越来越严重。”

众所周知，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农业兼并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日益凸显。今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有关未来中国谁来种地的提案屡见不鲜，委员们指出，目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仍以每年1000多万的速度流出，再过20年，还有谁来种田？国家粮食安全靠谁来保障？现代农业靠谁来经营？

近期相关媒体的调查也发现，四川省、重庆市一些乡镇农村耕地撂荒越来越严重，大春耕地撂荒面积2%~20%，小春耕地撂荒面积高达20%~80%。如重庆市潼南县柏梓镇文明乡8村8组耕地约400亩，撂荒约100亩；1村2组耕地100多亩，撂荒近30亩；在撂荒地中，60%为坡瘠地、边远零星地，投入产出比较低。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撂荒的日益严重呢？记者调查采访后发现，三大原因是当前农田撂荒的主因：一、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以种一亩水稻为例，产稻500公斤，收入1050元，种子、农药、化肥等物耗170元，请人抽水、犁田、栽秧、收割等费用610元左右，亩平均纯收入在270元左右，即一个劳动力种一季水稻的净收入为每亩270元。如果全部靠雇佣劳动力耕种，每亩则要亏200~ 300元。“要想奔小康、必须背井离乡”和“在家种田、不如外出挣钱”就是现在农村的真实写照。

二、农资价格逐年涨价和劳动力价格猛涨导致农业生产成本高，农民表示，尽管国家加大了种粮补贴力度，但还是被农资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的猛涨抵消。一位老农告诉记者，2010年水稻种子最高达70元/公斤，2011年劳动力价格也出现猛涨，请人犁田80元/亩，请人插秧100元/天，请人打谷300元/亩，还要加上每人每天30~40元的生活费，农业生产成本越来越高。

三、一些乡镇耕地流转基本处于无序状态，有的农民写了个白条或口头达成协议自由转换土地，没有全面、完整的合同条款，没有村社发包方的监督，更没有专门的流转管理机构，已经出现新的矛盾和纠纷，也导致部分耕地形成撂荒。另外，耕地零星、分散、偏远、瘠薄、保肥保水能力差、水利设施不健全等种种原因导致农民放弃耕地，撂荒形势严峻。

国外模式可借鉴

在世界农业发展进程中，各国都依存于本国社会经济条件，形成了独特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新大陆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农场生产经营模式。在美国，一系列政策使得土地经营者权益得到保障，又通过技术进步降低了经营风险，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大型农场规模化经营的各种成本，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的农业生产经营也凸显了很强的组织性和高效性。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和传统的农业经营主体的衰退，幸运的是，中国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大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运而生。这些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带来的空缺，为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注入了希望和活力。

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35万余家，比2009年增长约50%；实有入社农户达到2900多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1.1%；全国各类龙头企业近9万家，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达到25万个，带动农户1亿多户。这些新型主体生产经营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水平相对较高，在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背景下，未来将承担中国粮食以及大宗农产品的有效安全的重任，也将是未来中国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那么国外模式是否适合中国呢，据了解，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农业规模化经营都是以家庭农场为主，以“资本下乡”为典型模式是企业和公司进入农业领域，但是部分国家如日本，战后60多年都禁止公司和企业直接经营农地，原因就是防止出现大量农民失业、失地和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针对中国特殊的国情，比较稳妥的还是走家庭小型农场的道路，尽管在提高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劳动力等方面不容易在短期取得明显成效，但却可解决中国谁来种地的问题。

为什么说”资本下乡”可能会给当下的中国带来社会问题，记者认为理由有三：一、短时间内，部分农民从经营主体转为产业工人，相关制度保障难以跟上，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会从农业中脱离或被排挤出来，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二、当前已经出现不少公司打着“设施农业”“观光农业”的旗号变相改变土地用途的现象，农民却受到损失；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难以保障。

政策扶持是关键

据了解，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虽然已经超过50%，但其中近2亿居住在城镇中的农村户籍人口仍然处在“半城市化”状态。只有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争取在本世纪中期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80%以上，让进城务工的农民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彻底脱离农村土地，使农村户均耕地达到适度规模经营的最低要求，使种粮农民的收入至少达到进城务工的水平，这样才能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增长。

也有专家认为，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其根本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步伐，应尽快制定鼓励农地流转的政策和土地退出机制。“如果从制度上限制农地转用，就应该从政策上保证种粮收益不低于土地转用后的收益。”民进北京市副主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

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司长钱可明表示，解决未来中国谁来种地的问题，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也很重要，启动实施青年农民创业计划，借鉴日本、韩国等做法，对符合条件的农村青年务农创业和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给予补助和贷款支持，着力培养一大批种养业能手、农机作业能手、科技带头人等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就曾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根本出路在科技，关键在人才，最基础的就是要培育有科技素质、职业技能与经营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这是培育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培育农业现代化与发展新农村的必然选择。

钱可明建议，政策方面还需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新增补贴重点向种养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研究制定种粮大户专项扶持政策，建议对1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进行补贴，将涉农基建资金优先向种养大户、合作社、龙头企业倾斜。同时要积极引导土地规范有序流转，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向生产和经营能手集中，大力培育和发展种养大户、鼓励工商企业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健全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制度。

“加强金融和保险创新，发展多元化农村金融机构，扶持发展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农村小型金融结构，有序发展小额贷款组织，提高农村金融网点覆盖率。积极鼓励和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开展内部融资和信用合作，同时加大金融信贷政策扶持，给予生产性流动资金贷款贴息，切实帮助解决贷款难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谁种地的问题。”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