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农民工子女的不同经历

　　2008年的夏天，在从事农民工子女艺术教育的久牵志愿者服务社，我访问了一个叫杨洋的女孩。15岁的杨洋，来自四川，很小就随父母来到上海，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街舞高手，与世界各国的街舞高手同台竞技。然而，现实与梦想之间总是存在距离，一个半月后，杨洋进入上海市某职业技术学校就读酒店管理专业。在她看来，这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因为一共只有3个专业可供农民工子女选择，除此之外就是数控车床和烹饪。

　　这3个专业与杨洋父辈们的职业（饭店服务员、工人、厨师）何其相近，可是，不管杨洋们有多么不情愿，还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他们推上与父辈相似的生活轨道——杨洋的父母称之为“命运”，而学者们称之为“阶级再生产”。

　　杨洋说最希望学习舞蹈或艺术类专业，但学校不同意，因为根据政策，这些热门专业还没有向农民工子女开放，这让她有些沮丧。但是，相比上一届毕业的农民工子女，杨洋们又是幸运的，因为中等职业教育向农民工子女免费开放，是上海市最新出台的政策。

　　经过几个月的挣扎、犹豫，杨洋已经学会向生活妥协了：“人有一个目标，固然是好，有目标才有动力嘛！但是动力也要建立在基础之上，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先把基础打好，再去追寻梦想！”然而，2008年年底，也就是杨洋入读职校3个月后，由于违反校纪、翘课，杨洋被学校开除了，也不再参加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合唱活动。

　　2013年的夏天，在我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22岁的王新月陪同一个瑞典记者就中国的青少年问题采访我。王新月也是一个农民工子女，来自安徽，是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创始人张轶超最早的学生之一。2011年4月，她收到了美国一所私立预科学校的全奖录取通知书（免两年学费和膳宿费），获得去加拿大分校学习大学预科课程的机会。

　　新月来自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家庭，父母需要负担3个孩子日益增长的教育支出；拿到国外的录取通知书之前，她就读于上海郊区一所成人高中，学校环境非常糟糕。但她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在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帮助下，考托福，学音乐，最终突破了外部环境的限制。那年暑假，她已经完成了两年的预科学习，申请到加拿大的一所大学，利用假期在一家瑞典电台实习。作为助理的她落落大方，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对我所提及的学术概念毫不陌生。或许也是因为王新月的激励，久牵后来陆续有张海萌、王泽方、林兰兰、杨紫怡、王雪蒙5位同学被这所学校的不同校区录取。

　　两个女孩的故事，一个让人伤感，一个让人欣喜。然而，我不得不说，杨洋的故事更具有代表性，王新月只是一个幸运的例外。

　　升学天花板让一些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主动放弃学业

　　平心而论，上海市对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政策在全国特大城市中是相对友好的。中心城区的农民工子女大多可以进入公办学校，不过，一旦某所公办学校开始招收农民工子女，往往会引起本地生源的流失，以至于有些公办学校百分之八九十的学生都是农民工子女；郊区由于教育资源相对紧张，仍然保留了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转化而来的民办简易学校。无论是就读于公办学校还是民办简易学校，每个农民工子女都有一笔来自政府的教育拨款，从而让他们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却仍然很难让农民工子女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通过对公办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比较研究， 我发现了两种不同的阶级再生产机制：一是存在于公办学校的天花板效应， 二是盛行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反学校文化。

　　进入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相比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而言，学习更加勤奋，学业成绩也更优秀。在公办沪城中学，每一个年级有五个班，其中一个全部由农民工子女组成，在初中一、二年级，这个班级的平均成绩一直在全年级居中上游水平，通常排在第二名、第三名；但是到了初中三年级，这个班级的成绩迅速下滑至最后一名。

　　其原因就在于，农民工子女在上海不能参加中考，到了初三，他们将不得不选择回原籍继续读书、直接就业，或者在上海就读职业中学、技校或中专（即所谓“三校”）。回原籍实际上就是由流动儿童转变为留守儿童，他们将不得不在亲戚家或学校寄宿，还需要适应新的教材体系和学习节奏，事实上很多孩子回到农村难以适应新的环境，不少人又回到城市；以初中的学历直接就业，往往只能从事最低端的工作；在上海就读“三校”，很多孩子和家长又不甘心，因为职业技术教育在中国的社会评价较低，未来的就业前景也不是十分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