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升学天花板对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有很大的影响，高年级要比低年级更加缺乏学习积极性，对前途更加悲观。这种天花板既表现为现实生活中个人发展的瓶颈，也表现为个人对自身前景的低水平预期。所谓的“天花板效应”，就是指农民工子女在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中，对自身的前景产生了较低水平的预期（仿佛有一块天花板封住了自己向上流动的空间），从而主动放弃了学业上的努力。

　　几乎每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初中部都有类似的小“帮派”

　　与公办学校中的农民工子女相比，农民工子弟学校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后者流行保罗·威利斯所说的“反学校文化”：很多高年级学生都不认同教师的权威，认为校长不过是一心赚钱的老板，不少人自愿辍学打工，有的甚至成为“街角青年”。在他们看来，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大多是无用的，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或处境，学校所宣扬的“让打工者的子女不再打工”更是无稽之谈，混日子、早恋、打架斗殴被认为是“酷”的表现——正如威利斯笔下的工人阶级子弟追求“男子汉气概”(masculinity)一样。进入公办学校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室，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前者秩序井然，而后者明显缺乏纪律性。

　　据我的了解，几乎每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初中部都有类似的小“帮派”（少数成员甚至来自小学高年级）。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在校内外受到欺负，有不少人请“帮派”成员出面摆平，于是不免打架滋事，让学校管理层头疼不已。这些“帮派”成员还喜欢以油嘴滑舌的方式来挑战老师的权威，譬如寻找老师的弱点或特征，背地里给老师起绰号；当老师在讲台上很严肃地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挑其中的语病而制造“笑场”；极个别的学生在受到老师处分之后，甚至还会公开宣称要报复。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的保障仍存在不少盲点

　　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他们实际上面临着双重不平等：一是制度性歧视，即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强化了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升学、求职、住房等领域的劣势；二是阶级不平等，即主要由家庭背景和市场机遇所造就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由于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家长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他们的学业成就有着巨大影响。作为流动人口，他们遭遇制度性歧视；作为底层阶级，他们在经济-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利位置。

　　近年来，在上海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上海超过70%的农民工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少数保留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经过政府的整改和资助，转变为民办简易学校，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大为改观。在很大程度上，上海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然而，对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的保障方面仍存在不少盲点：首先，开放公办学校仅限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前儿童的入托难、入园难（私立幼儿园的收费过于高昂，公办幼儿园的学位紧张、门槛过高、要求高额寄读费），初中毕业生的升学难等问题日益突出，却没有引起教育部门的足够重视；其次，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吸纳以“数字”为中心，即片面重视就读比例和人数的增长，忽视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后的社会融合与学业成就。

　　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认知必须突破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框架，向学前教育和“初中后”教育延伸。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学前教育问题相对简单，因为不存在制度性障碍，加大幼教资源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即可解决；而“初中后”教育则更为敏感、棘手，因为涉及高考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革，二者都是全国性的制度安排，牵一发而动全身。异地高考在国家政策层面已然破冰，但地方层面尤其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如何落实，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挑战的公共议题。

　　我们期待，有更多像王新月这样的农民工子女，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与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承认，不同出身的人可能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但是，请不要为那些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设置其他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