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农民工子女的不同经历

　　2008年的夏天，在从事农民工子女艺术教育的久牵志愿者服务社，我访问了一个叫杨洋的女孩。15岁的杨洋，来自四川，很小就随父母来到上海，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街舞高手，与世界各国的街舞高手同台竞技。然而，现实与梦想之间总是存在距离，一个半月后，杨洋进入上海市某职业技术学校就读酒店管理专业。在她看来，这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因为一共只有3个专业可供农民工子女选择，除此之外就是数控车床和烹饪。

　　这3个专业与杨洋父辈们的职业（饭店服务员、工人、厨师）何其相近，可是，不管杨洋们有多么不情愿，还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他们推上与父辈相似的生活轨道——杨洋的父母称之为“命运”，而学者们称之为“阶级再生产”。

　　杨洋说最希望学习舞蹈或艺术类专业，但学校不同意，因为根据政策，这些热门专业还没有向农民工子女开放，这让她有些沮丧。但是，相比上一届毕业的农民工子女，杨洋们又是幸运的，因为中等职业教育向农民工子女免费开放，是上海市最新出台的政策。

　　经过几个月的挣扎、犹豫，杨洋已经学会向生活妥协了：“人有一个目标，固然是好，有目标才有动力嘛！但是动力也要建立在基础之上，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先把基础打好，再去追寻梦想！”然而，2008年年底，也就是杨洋入读职校3个月后，由于违反校纪、翘课，杨洋被学校开除了，也不再参加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合唱活动。

　　2013年的夏天，在我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22岁的王新月陪同一个瑞典记者就中国的青少年问题采访我。王新月也是一个农民工子女，来自安徽，是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创始人张轶超最早的学生之一。2011年4月，她收到了美国一所私立预科学校的全奖录取通知书（免两年学费和膳宿费），获得去加拿大分校学习大学预科课程的机会。

　　新月来自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家庭，父母需要负担3个孩子日益增长的教育支出；拿到国外的录取通知书之前，她就读于上海郊区一所成人高中，学校环境非常糟糕。但她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在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帮助下，考托福，学音乐，最终突破了外部环境的限制。那年暑假，她已经完成了两年的预科学习，申请到加拿大的一所大学，利用假期在一家瑞典电台实习。作为助理的她落落大方，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对我所提及的学术概念毫不陌生。或许也是因为王新月的激励，久牵后来陆续有张海萌、王泽方、林兰兰、杨紫怡、王雪蒙5位同学被这所学校的不同校区录取。

　　两个女孩的故事，一个让人伤感，一个让人欣喜。然而，我不得不说，杨洋的故事更具有代表性，王新月只是一个幸运的例外。

　　升学天花板让一些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主动放弃学业

　　平心而论，上海市对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政策在全国特大城市中是相对友好的。中心城区的农民工子女大多可以进入公办学校，不过，一旦某所公办学校开始招收农民工子女，往往会引起本地生源的流失，以至于有些公办学校百分之八九十的学生都是农民工子女；郊区由于教育资源相对紧张，仍然保留了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转化而来的民办简易学校。无论是就读于公办学校还是民办简易学校，每个农民工子女都有一笔来自政府的教育拨款，从而让他们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却仍然很难让农民工子女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通过对公办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比较研究， 我发现了两种不同的阶级再生产机制：一是存在于公办学校的天花板效应， 二是盛行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反学校文化。

　　进入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相比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而言，学习更加勤奋，学业成绩也更优秀。在公办沪城中学，每一个年级有五个班，其中一个全部由农民工子女组成，在初中一、二年级，这个班级的平均成绩一直在全年级居中上游水平，通常排在第二名、第三名；但是到了初中三年级，这个班级的成绩迅速下滑至最后一名。

　　其原因就在于，农民工子女在上海不能参加中考，到了初三，他们将不得不选择回原籍继续读书、直接就业，或者在上海就读职业中学、技校或中专（即所谓“三校”）。回原籍实际上就是由流动儿童转变为留守儿童，他们将不得不在亲戚家或学校寄宿，还需要适应新的教材体系和学习节奏，事实上很多孩子回到农村难以适应新的环境，不少人又回到城市；以初中的学历直接就业，往往只能从事最低端的工作；在上海就读“三校”，很多孩子和家长又不甘心，因为职业技术教育在中国的社会评价较低，未来的就业前景也不是十分明朗。

　　也就是说，升学天花板对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有很大的影响，高年级要比低年级更加缺乏学习积极性，对前途更加悲观。这种天花板既表现为现实生活中个人发展的瓶颈，也表现为个人对自身前景的低水平预期。所谓的“天花板效应”，就是指农民工子女在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中，对自身的前景产生了较低水平的预期（仿佛有一块天花板封住了自己向上流动的空间），从而主动放弃了学业上的努力。

　　几乎每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初中部都有类似的小“帮派”

　　与公办学校中的农民工子女相比，农民工子弟学校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后者流行保罗·威利斯所说的“反学校文化”：很多高年级学生都不认同教师的权威，认为校长不过是一心赚钱的老板，不少人自愿辍学打工，有的甚至成为“街角青年”。在他们看来，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大多是无用的，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或处境，学校所宣扬的“让打工者的子女不再打工”更是无稽之谈，混日子、早恋、打架斗殴被认为是“酷”的表现——正如威利斯笔下的工人阶级子弟追求“男子汉气概”(masculinity)一样。进入公办学校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室，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前者秩序井然，而后者明显缺乏纪律性。

　　据我的了解，几乎每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初中部都有类似的小“帮派”（少数成员甚至来自小学高年级）。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在校内外受到欺负，有不少人请“帮派”成员出面摆平，于是不免打架滋事，让学校管理层头疼不已。这些“帮派”成员还喜欢以油嘴滑舌的方式来挑战老师的权威，譬如寻找老师的弱点或特征，背地里给老师起绰号；当老师在讲台上很严肃地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挑其中的语病而制造“笑场”；极个别的学生在受到老师处分之后，甚至还会公开宣称要报复。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的保障仍存在不少盲点

　　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他们实际上面临着双重不平等：一是制度性歧视，即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强化了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升学、求职、住房等领域的劣势；二是阶级不平等，即主要由家庭背景和市场机遇所造就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由于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家长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他们的学业成就有着巨大影响。作为流动人口，他们遭遇制度性歧视；作为底层阶级，他们在经济-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利位置。

　　近年来，在上海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上海超过70%的农民工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少数保留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经过政府的整改和资助，转变为民办简易学校，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大为改观。在很大程度上，上海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然而，对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的保障方面仍存在不少盲点：首先，开放公办学校仅限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前儿童的入托难、入园难（私立幼儿园的收费过于高昂，公办幼儿园的学位紧张、门槛过高、要求高额寄读费），初中毕业生的升学难等问题日益突出，却没有引起教育部门的足够重视；其次，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吸纳以“数字”为中心，即片面重视就读比例和人数的增长，忽视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后的社会融合与学业成就。

　　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认知必须突破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框架，向学前教育和“初中后”教育延伸。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学前教育问题相对简单，因为不存在制度性障碍，加大幼教资源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即可解决；而“初中后”教育则更为敏感、棘手，因为涉及高考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革，二者都是全国性的制度安排，牵一发而动全身。异地高考在国家政策层面已然破冰，但地方层面尤其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如何落实，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挑战的公共议题。

　　我们期待，有更多像王新月这样的农民工子女，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与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承认，不同出身的人可能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但是，请不要为那些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设置其他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