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要求政府下放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权力，充分发挥市场在城镇化中的作用，广泛调动村落社会力量在城镇化发展中的自主性、主动性、积极性，形成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培育科学的近郊村落城镇化动力结构，建构起国家、市场、社会协同共促的近郊村落城镇化发展机制。

　　第一，政府主动下放近郊村落城镇化的权力。特别是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应当及时转变城镇化观念，牢固树立新型城镇化发展观，适度放权，将适合市场调节，或社会能够做的事，交由市场和社会。政府只负责市场和社会难以承担和政府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在近郊村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一是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各地政府要根据国家城镇化的整体战略，做好地方城镇化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提出近期的城镇化发展目标和当前任务。政府应当以科学的规划引导近郊村落的城镇化发展行动，而不是直接介入城镇化发展过程，或过度干预城镇化行动。二是供给城镇化发展政策。政策是政府调节和规范城镇化行为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结合本地实际将国家的城镇化政策具体化、细则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当从地方实际出发，制定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近郊村落城镇化政策。三是领导城镇化发展行动。近郊村落的城镇化是一个多方参与、全面协调发展的复杂建设工程，需要有特定的组织和协调者，政府应当在近郊村落城镇化的过程中承担起这一组织、协调各方的领导者角色。四是调配城镇化发展资源。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建设工程，近郊村落的城镇化势必需要一定的资源支持，特别是要求政府根据近郊村落城镇化发展的需要提供必要的公共财政支持。五是提供城镇化发展服务。政府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执掌者，赋予了公共服务的职能。地方政府在推动近郊村落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承担起公共服务的职责。比如，承担近郊村落的公共设施建设和维护、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信息服务等公共服务职能。六是监管城镇化发展行为。在近郊村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要承担其特殊的监管职责。对于各类违反法律、规划和政策的不当行为，政府应当及时给予有力的监督和处罚，以保证近郊村落城镇化的有序发展。

　　第二，市场应当逐渐发挥近郊村落城镇化的决定性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新型城镇化是更多利用市场机制的城镇化，近郊村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当更多地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逐渐形成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城镇化模式。一是近郊村落的城镇化发展应当尊重市场，让近郊村落和村民经由市场调节保护和获取城镇化权益。比如，在村落集体土地征用、农民住宅拆迁安置过程中，要尊重农民和村落社会的产权，按市场价格给予合理补偿；要尊重农民的劳动权，适当补偿因土地征用导致村民“失能”和失业的劳动力损失。二是近郊村落的城镇化发展应当强调公平竞争，让人口和生产要素在近郊村落与城镇之间自由流动。比如，在村落城镇化进程中，应当尊重近郊村民的自由交易权，逐步允许集体土地和私有房产进入市场，自由买卖；在近郊村民职业转换过程中，既要允许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自由择业，又要加强近郊村民的非农劳动技能培训，提升其就业竞争能力。三是近郊村落的城镇化发展应当有效发挥市场调节功能，让市场调节在近郊村落城镇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比如，近郊村落的人居环境改造、城镇化工程建设、产业发展等主要交给市场。

　　第三，村落社会应当努力扮演近郊村落城镇化的主体角色。在近郊村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村落社会主要由村落组织和村民群众组成。在旧型城镇化模式下，村落社会处于被动地位，基本没有发挥其主体作用。无论是土地征用开发和房屋拆迁安置，还是“撤村建居”和村民户籍“农转非”，村落社会往往是“被代表”、“被同意”，基本没有自主的选择和决定权。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落社会是近郊村落城镇化的当然主体，处于核心地位，应当逐步发挥其主体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在近郊村落城镇化实践中，必须赋予村落社会平等的地位和权力，特别是在征地、房屋拆迁等涉及村民切身利益和财产权利的事项上，要保障村落组织和村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赋予村落社会和村民群众充分的话语权和对等谈判的公平权力，保障村落社会的权利。二是在近郊村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当赋予村落社会自主选择和决定权。比如，在户籍转换、撤村建居等城镇化行动中，村落社会应当拥有根据绝大多数村民群众意愿自主选择的权力；在村落产业和集体经济发展、集体财产处置、集体福利分配和社区服务等方面均具有自主决定权。近郊村落是有生命的，不同的近郊村落均有自己不同的基础、背景、环境和发展条件，由此孕育出来的近郊村落城镇化发展道路也应当由自己选择，并显示出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