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有一点，户籍制度不能随意更改，取消农村户籍落户城市户籍必须伴随着同时取消农村的宅基地、自留地、承包地指标，获得城市保障房指标。

　　这其中需要考虑大量的政策因素，不能一哄而上。

　　我们过去的政策是二个极端，一方面禁止农民在大城市买房，另一方面是允许农民进城买房后又不要他们交出农村的宅基地、自留地、承包地。导致耕地流失。

　　坦率地说，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控制商品房价。如果商品的价格被“控制”就不是商品了。商品房也是一样的道理。现在的城市人在上世纪90年代的“房改”以后都有了自己的住房，你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而要买房就应该市场化解决。如果确实没有住房，应该像进城农民那样获得免费的保障房或者廉租房。你觉得保障房或者廉租房“档次低”想住“高档房”，这与其它纳税人何干？凭什么要国家补贴？凭什么国家要打压商品房价？商品房价高就是土地出让金高，进城农民就可以有更大的房子住，有什么不好。你没房子住，可以住廉租房，不会死人的。我去国外也住廉租房的，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商品房价越高廉租房才会建得越好。所以，我非常赞成习李新班子上任后只谈发展保障房不谈发展商品房。证明他们比上届聪明多了。

　　六、城镇化禁区

　　1、必须全国一盘棋不能像重庆、上海那样只管本地农民

　　其实上海早就允许本地农村人口自由迁徙进城了。只是因为不向他们提供免费的保障房，所以没有农民交出自己的宅基地。因为大多数农民明白，他们的宅基地、自留地、承包地早晚会有“市政动迁”的那一天，到时候得到的利益会远远大于一个简单的“城保”、“镇保”。而且很多早先已经进城的农民还很后悔。我就有个农村户口的职工，为了女儿能够读城市的学校，在城里买了一套商品房，把户口迁了过去，结果现在后悔了，想迁回村里，派出所不同意。说你现在迁回去可以，只能给你上“非农”户口。包括我也是这样，可以把自己在上海市区的户口迁到我现在居住的廊下镇中华村，但是户口性质仍然是“非农”，也就说，村里是不承认我是村民的，不会分给我地。

　　重庆的所谓“地票”性质也是如此，比上海更落后，因为他们甚至还对本地农民进城设置了“地票”障碍。上海则是什么障碍都没有，无条件允许你进城。其实，今天的北上广深等一线甚至二线城市都可以做到这些。

　　问题是偏远的西部农村，他们周围的城市多数是三线城市，农民多数不喜欢移居三线城市，希望能够成为一线城市的市民。可是目前没有一个一、二线城市愿意接纳外地农民进城的。这是不行的。农民必须自愿迁徙到他们愿意的地方愿意的城市！所以不能容忍北上广深逾津这样的农民愿意去的城市拒绝接收农民进城。因为无论北上广深还是重庆、天津，都是中国的城市，既然外地农民愿意去，你不能在法律和法规上加以限制。所以，国家必须打破这种地方保护主义限制。而且事实上，目前也只有北上广深逾津这样的一线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才能够负担得了向进城农民提供免费保障房和廉租房的能力。

　　很多人担心，那么北上广深和重庆、天津的地价和房价岂不是更要上涨了吗？其实上涨的只是商品房价，与保障房、廉租房无关，不会影响穷人。至于有人不愿意与穷人合住在一个保障房或者廉租房小区，要买商品房住到富人区，那就有什么经济能力买什么地段的商品房吧。而商品房价越高，穷人就越有地价房住，有什么不好呢？

　　还有人担心，那么北上广深逾津有那么多地吗？有。上海起码还能拿出2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仅仅崇明就有1千多平方公里的农业地。种粮食完全不必在寸土寸金的地方，可以由东北和西部去做。如果这个1千平方公里能够换2千平方公里的良田又有什么不好。而且在有“西部总排污口”的长江下游种地，又怎么能种出安全的稻米？

　　对国家而言，问题也就变得简单了许多：农民每交国家N平方米的宅基地，国家就批1平方米的住宅建设用地计划。这个N可以根据不同的城市，给出不同的系数，只要N大于1，今后国家的农业土地就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样的最大好处是，为了发展商品房建设，大城市就希望接受更多的农民进城。而人口越多，就会拉动当地更多的内需，土地出让金就会更高，进城农民的保障房资金就越多，提高的房价不但不会伤害穷人的利益，使政府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改善市政设施、公共交通、教育、医疗、体育、文艺、服务设施。而且已经拥有住房的居民的不动产也会大幅度增值，缓解现在大城市用工紧张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