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带团体和非正式制度责任”作为Lily L.Tsai的分析假设，抛开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视角，观察村落实际现象，直接从治理的层面分析，其得出的“非正式制度责任”恰恰和刘伟先生的“难以产出的政治”概念具有互补的作用。在治理的视野中，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能产生非正式责任，然而，对于一个缺乏自愿联合历史传统的国家而言，如何实现国家的责任呢 作者认为存在另外一种路径，与横向方向发展的多元小共同体不同，如果一个组织是包容性的、嵌入型的和连带性质的团体，亦可以生成一种责任体系。在连带团体中，其成员有责任按照团体的标准行事，并以团体的标准判断何为“好人”。[22]Lily L.Tsai认为连带团体的非正式责任的关键在于，可以为村落的国家代理人提供道德地位。当然，并非所有的连带团体都能够促进村落公共物品的提供，只有当同时具有包容性和嵌入性两种“理想类型”特征才行。如果连带团体包容地方治理单位的所有成员，而且将基层官员嵌入在连带团体之中，那么这种连带团体越有利于村落公共物品的提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官员需要向连带团体负集体责任，否则，行政官员在村落中的道德地位将无法得到保证。

　　道德地位对官员和民众都是一种政治资源。连带团体所赋予的道德地位在缺乏其他政治和经济资源的条件下是地方官员的重要资源。中国的政治中通过运用道德地位进行国家治理具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从一开始国家就是中国社会中的中心权威，仪式、道德等都被认为是中国治理的方式。”[23]当村民质疑地方政府官员的合法性时，获得道德权威就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地方官员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建立对于国家的责任。那些解决这一挑战的官员往往依靠参与连带团体及连带团体的道德资源，从而获得村民的信任和建立他们对共同体习俗的责任。[24]同样，连带团体提供的道德地位作为普通民众软权力的重要资源也能够改善村级政权。拥有道德地位的个人也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对官员产生影响：首先，具有强道德地位的个人和团体能够与官员达成妥协；其次，社会行动者可以运用道德权威动员公民抵抗国家任务，要求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再次，消极方式的社会抗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和策略，隐藏的挑战诸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言的拖后腿、磨洋工、偷懒等“弱者的武器[25]”也会使得国家政策陷入泥潭。[26]正如Levi所言，在政治斗争中，不妥协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权力资源。[27]

　　四、回归村落政治共同体：转型中国村落治理的一种选择

　　从村落公共事务的治理逻辑来看，全能主义国家后撤所形成的“国家法团主义”模式呈现为国家基层政权内卷化与村落自生秩序弱化的双重危机。因此，如何寻找一种新的治理技术使得村落与国家有效衔接是转型中国村落治理面临的棘手难题。既然上文所言，村落共同体中的连带团体的非正式责任制度对于村落公共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是否需要把回归村落共同体作为国家治理的原则呢 笔者认为，不妨将村落治理放在中国转型的场景下来考察，进而避免对此问题的模糊化处理，分析出问题的层次性，厘清村落共同体在中国转型期的意义和问题，明确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归村落共同体。

　　Lily L.Tsai对“非正式制度责任与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深入的探讨。Evans认为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嵌入式自主的模式对于国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即仅仅当官僚机构的自主性和社会结构的嵌入性得到适当的联结时才能够获得有效的治理。[28]一个非民主的国家转型而言，过于强调村落的自主性并非一件好事，村落的社会结构与行政网格的互嵌反而有助于村落的治理。况且，在中国的政治逻辑中，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并没有如西方具有清楚的界分，两者既开放又互嵌。因此，思考非正式制度和其道德权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在国家转型时期，连带团体的非正式制度责任如何转化为国家治理的资源呢 Lily L.Tsai认为有两种可能性方式：一为将非政治制度体系直接转化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此为非正式制度的正式化；二为在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形成一种“制度联结点”。[29]当然，依靠村落的非正式制度来实现地方官僚的责任也存在一些缺点。第一、这种非正式体系可能仅仅对限于乡镇、村级地方治理单位有效，而对于更高层次的治理单位则无太大影响。第二种潜在的缺点是，伴随着“现代化”的演进，依靠非正式制度责任的连带团体成为会越来越少。而一旦被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力量摧毁之后，国家将无法再度修复它们。第三也是最大的缺陷，非正式制度带来治理绩效的同时也产生潜在的成本，即长期来看有损于民主制度的巩固和国家政权建设，因为民众往往依靠非正式制度抵抗国家正式的制度建设。[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