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方法论的引入：两种“中观理论”

　　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止基本上采取“宏观历史比较社会学”，注重对社会整体结构的研究。这种理论在70年代后期开始遭遇到微观理论的挑战，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等方法论的发展，使得社会科学研究日益转向个体和集体行动的“微观机制”，关注“行动者”的各种理性和非理性的偏好和选择机制对人类行动和互动的影响。前者的理论体系过于抽象，与具体的政治实践存在一定的距离；后者的理论体系过于微观，往往陷入琐碎的经验之中。因而“如何在宏观取向与微观研究之间寻求有效衔接”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换需要解决的问题，[7]“中观理论(或曰中层理论)”正是这种需求的产物。罗伯特.默顿认为中层理论的意义在于架通抽象理论研究与具体经验分析之间的桥梁，是一种介于抽象的统一性理论与具体经验性描述之间的理论。其在社会学中原则上被应用于指导经验性调查，同时也是描述社会行为组织与变化和非总体性细节描述之间的中介物。[②]基于此，笔者认为，中观理论的应用，一方面需要宏观理论的本土化建设，即“理论的中观”；另一方面亦需要通过分类的方式对个案进行中观提升，即“样本的中观”。

　　刘伟先生《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一书引入中观理论对村民的群体性活动进行透视。在宏观理论框架上，通过反思“国家与社会”及其衍生范式，产生适应于村落层次思考的理论模式，即“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的框架。作者认为“国家与村落的研究范式，从大的范畴来看，从属于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畴，虽然国家与社会二元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研究中的适用性受到了质疑，但这一范式所具有的解释力还是存在的。因为，从理想类型的意义上讲，特别是现代国家建设之后的社会秩序，都是在延续传统和国家主动建构两种力量下的产物。虽然从结果和过程来看，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界限很难划定，两者之间的关系模式也错综复杂，但这不妨碍我们从抽象的意义上建立分析框架。”[8]因而，作者站在村落的层次上，一是向上看，将村落的研究纳入村落所处的纵向权力体系中；一是向下看，将村落纳入自生的自主性体系中，逐渐将“国家与社会”范式细化为“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的可分析性范式。

　　村落作为一个研究单位本身就是中观层次的考察。然而，由于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村落各地的显着差异，如何把差异如此之大的村落样本纳入“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的中观层次，则需要通过分类的方式把个案向中观提升。正如作者所言，“本研究应该属于多个案综合比较研究，也使尝试“走出个案”的努力。具体地讲，就是从若干层面对不同类型(大类与小类)的村民群体性活动作出比较，并在这些比较的基础上对不同范围内自生秩序与国家权力间的关系现状进行比较，从而对村落目前面临的治理困境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推演。”[9]因而，为了进行多个案的比较研究，作者必须对案例进行分类，分类的标准，“是离国家正式权力机构的远近”，将调查的案例分为文化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譬如婚丧嫁娶)、经济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譬如修路)、政治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譬如村组会议)。当然，这种分类方式在作者看来也是粗线条的，其中没有过多考虑每一类内部的具体区分，而注重群体性活动的主导属性。[10]

　　Lily L.Tsai《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同样也是运用中观理论的杰作。Lily L.Tsai在宏观理论框架上，是通过对相关治理理论的反思，产生理论分析构架的。在西方的治理理论中，善治的逻辑一般而言有三种理论预设。第一种观点强调，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物品的供给之间存在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作者发现在中国的地方经济增长与地方治理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地方分权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往往采取的是政府厂商模式，地方政府成为最大的受益者。[11]第二种观点强调，有效的治理依靠正式制度的功效，良好治理的关键在于能否设计出一种对官员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制裁的民主行政制度。[12]基于此，Lily L.Tsai考察了中国官僚制度、政党制度、基层选举制度对地方治理的作用，也未发现其与村落公共物品供给有显着关系。[13]第三种观点强调，社会资本和市民社会的因素，认为公民社会的发育可以促进公共精神的成长，通过参与的压力从而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作者经过考察，也未发现基层民主制度对治理绩效的显着影响。[14]在分析三种治理理论的不适应之后，作者提出一种衡量村落公共事物治理的分析框架，即“连带团体和非正式责任(Solidary Groups and Informal Accountability)”，是为“理论的中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