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演变，底层中国社会中充满各色各样的、秘密的或者公开的连带团体，因而，要考察村落连带团体的非正式责任对村落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就需要对连带团体进行分类研究。Lily L.Tsai认为连带团体具有两种特征：其一，具有包容性，在地方治理单位下对所有的人开放；其二，具有嵌入性，连带团体必须将地方官员嵌入在其中。[15] Lily L.Tsai按照包容性和嵌入性两个特征对村落中的连带团体进行分类，主要分为村庙、乡村教堂和血缘集团三种类型。其中村庙和教堂一般当地的行政边界重合，血缘团体包容性的伸缩程度很大，因而，以血缘团体与村落行政边界的契合程度，又可以将血缘团体继续分类为次村血缘集团、全村范围的血缘集团和跨村血缘集团。这种细致的分类可以将村落的连带团体的个案聚集，向“样本的中观”沿伸。通过对连带团体的分类也进而分析到底什么样的连带团体有利于村落公共物品的供给。

　　三、理论提炼：从“难以产出的政治”到“非正式制度责任”

　　用中观理论对“村落公共事务的治理”问题进行分析，产生的理论创新也必然是中层或中观概念。刘伟先生《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通过系统论的演绎将中观理论深入到村落群体性活动中，从而生成本书的核心概念“难以产出的政治”，Lily L.Tsai的《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确切而言并没有特别强调自身的概念，而是在“连带团体和非正式责任”的中观理论之下对连带团体在转型中国村落公共物品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证成“非正式制度责任”在基层“难以产出的政治”背景下发挥着独特的弥补作用。

　　作者在书中抛出一个的话题，即奥斯特罗姆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在小规模公共池塘的资源问题上，在市场和政府之外，可以存在有效的自主治理[16]。相比之下，我国村落的诸多公共事务领域，更具有“小规模公共池塘”性质，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不仅村落公共事务成为市场的不愿光顾之地，国家的常规力量也不能有效地嵌入治理过程，村民自主性的力量也显示其致命的组织缺陷。这多少让我们对奥斯特罗姆的乐观命题多一些反思：我国村落的社会性质并不足以保证其自主治理；更为重要的，有效的自主治理并不能单单由其自身来保证，外部的市场化状况和政府架构也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深层变量。[17]从这一问题出发，作者通过利益-精英-信任的微观分析框架对村落群体性活动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利益只能解决村民是否参与群体性活动以及以什么方式结成群体性活动，如果村落自生秩序和现代国家权力均不能在村民群体性活动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两者之间又不能互相衔接，村民群体性活动的结局并不能让参与者满意。[18]”进而，作者将村落群体性活动纳入一个空间范围内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过程中来考察其结构性的困局。针对有些学者将中国村落称之为“无政治村庄[19]”，作者通过调查并运用系统论的政治过程分析发现，村落中并非不存在政治，而只是政治难以达成参与各方的愿望，因而作者将中国村落群体性活动的困局界定为“难以产出的政治”。

　　“难以产出的政治”概念的产生过程如下：将村落的群体性活动看作一个连续性的系统过程，“政治过程是包含了输入、转换、输出、反馈的无限循环的过程，也就是政治体系与周围的环境进行无停歇的能量交换从而实现系统平衡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如果政治活动的某一环节出错或者政治活动在某一环节嘎然而止，便是一个非理想的政治，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残缺的政治。[20]”因此，作者“从政治系统论的角度看，村民的群体性活动也必将包含输入、转换、输出、反馈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村民群体性活动的输入过程主要指村民的群体性集聚及相关的言论表达、利益诉求和相关行动，转换是指公共组织(或领头人)将相关意愿和利益纳入考虑和决策之中(这其中当然也不排除村民的参与甚至是以村民为主体的参与)，输出是指将形成的决定(含规则)公布于众即形成一个公共议程，反馈是指利益相关者对公布的公共议程提出意见或遵照执行的相关情况。”基于此，作者认为只要存在群体性活动，村落空间中的政治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存在了，即进入输入环节。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有产出，换言之，是否出现了大家期待的结果。如果只是形成了相应的公共活动，却没有预期的结果出现，这种状态即为“难以产出的政治”。在作者看来，“难以产出的政治”主要是用来形容当前我国村落因为传统文化网络不再能把单独发挥自主治理的作用，而国家现代规则和治理资源又没能真正进入村落成为村民活动的普遍性依靠，所以，村民的群体性活动往往呈现出只有发生，只有聚集、纠纷和冲突，却大都形成不了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的政治特征。这有助于我们对单独依靠村落自然生长或单纯强调国家介入的观点的反思。[21]